本報告試圖通過探討長安城市史與韓愈精神史之間的關聯來重新確認中國社會史中出現的9世紀的轉型之意義所在。
俯瞰歐亞大陸歷史，至8、9世紀，於歐亞大陸各地開始出現古典文化復興運動，以及對以世界思想、世界宗教為代表的普遍主義的批判。其結果，在4、5世紀以來歐亞大陸大規模人口移動的背景下產生的如歐亞大陸西部的法蘭克王國（Regnum Francorum, 486－987）、歐亞大陸中部的倭馬亞王朝（Umayyads, 661－750）與歐亞大陸東部的唐王朝（618－907）等政權開始紛紛瓦解，從中孕育出一些根植於各地域傳統文化的政治組織，形成了近代民族國家、國民國家型政治組織的直接起源。在歐亞大陸東部，唐王朝都城長安是時期最早，最鮮明地折射出這一歷史轉型的場所之一。
本報告將經歷了中國大陸9世紀的一位知識人──韓愈（778－824）作為一個個案，來闡述歐亞大陸各地域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如上所述的認識上的轉型之諸方面。生活於9世紀前半期的長安城市社會中的韓愈正是一位體現了時代轉型之人物，也是一位開闢了9世紀以後中國社會新時代潮流的先驅。
關於9世紀韓愈的作用，自陳寅恪《論韓愈》（1954年）以來已有為數眾多的研究積累。在本報告中根據已發表的拙作〈9世紀的轉型－以白居易為例〉（《唐研究》11，2005年）與〈“才子”與“佳人”－9世紀中國新的男女認識的形成〉（《唐宋女性與社會 下》（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長安的憂愁－9世紀的轉換〉（《亞洲
遊學》78，東京，勉誠社，2005年）中的考察，試圖對9世紀長安城市史與韓愈精神史的密切關聯進行新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