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還有很多其他的特色，不可能在幾天中窮盡。我們希望在演講、考察和閱讀材料中，盡可能涉及這一文化的上述特色，使大家在研習中略有所感，能夠多方位地瞭解一個特定區域所表現的中國文化。所以我們的演講、閱讀和考察都從考古開始，從巴蜀的三星堆，一直開放到巴比倫。不要以為這兩者差得太遠，對它們的觀察可能是互補的。現在很多人喜歡說術語，這可以叫「二巴」的交流，跟成都機場名為「雙流」的寓意差不多；我們從雙流機場下來，就開始了「二巴」的交流。
這次的研習營，是希望展示一個儘量開放的視野，突破各種邊界，但不是要消滅邊界。有些邊界還是很重要的。比如男生和女生，很多「空間」都不能分享，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邊界，不宜隨便突破。還有一些類似的邊界，例如長幼有序，古人視為最基本的秩序，現在已經被突破得差不多了，我覺得還是適當恢復一點更好。總之，邊界不能沒有，或也不能突破太多，當然更不能把我們自己束縛起來。
所以我們希望儘量容納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的表述取向。大家聽到了來自各個領域的老師非常不一樣的表述，有些人說得較為激昂，有些人說得很有條理，有些人看起來說得零亂一些，甚至有些人的口音可能不那麼好懂。如果大家都講差不多的話，對各位未必有很多幫助。我們在請人的時候就考慮到這一點，儘量不這樣請人，而是要讓你們聽到風格各異的表述。這些多元的因素、多樣化的表述，以及各方面的田野考察，通過巴蜀文化的這個契機結合起來，共同構成了我們的研習內容。
大家也看到了，我們發下去的史料也相當不一樣，有的就是尋常的所謂菁英文本，甚至是習見的詩文，也有一些是原始的檔案，以及各種各樣的其他一些。我們有意要讓各種各樣的材料都進來，盡可能促成一種有目的但目的性不那麼強的「閱讀」。任何人為的材料，本身都有目的性，但有強弱和類別的區分。有些史料的製作目的很明確，如李孝悌老師在別的什麼研習營裏常見的碑刻，那就是要留得久且給後人看的。訴訟檔案同樣是目的明確的，但未必是要給後人看的。詩文也要傳要留，卻不是靠製作形式，而是靠文字的功夫。說到底，史事的「大小」或重要與否，本是見仁見智的，時空轉換後尤其如此。材料的種類或文類愈多、愈不同，其可能表現的歷史就愈接近原狀。
我一向認為史料沒什麼可用不可用，或者哪種材料可以用，哪種不可用，或者哪一種史只能用哪一種史料，這都是太講邊界的區分。如果旅館的某些公用空間不僅要分性別，還要按年齡分老中青，或進而分南人北人，一分再分下來，一個旅館裏某一用途的公用空間可能有幾十個，正常的旅館就沒有了。我們現在有些學問就做成這樣了，做街道的關注各種特殊群體，且往往與作奸犯科相關，街上什麼特殊的人都有，就是沒有正常的居民。除非所謂「市井」真是如此，否則你願意住在這樣的街上嗎？
在我參加的那次討論中，發現很多同學都希望從審案子的檔案去看所在的社會，有人甚至以為，若沒有重建出當時的社會，也就無法理解縣太爺怎樣審案子。確有一些西方名史家曾據犯罪檔案以重建社會，成為我們臨摹的物件。不過，他們之所以那樣做，是因為沒有別的材料，而並非認識社會都要從作奸犯科中來。我的感覺，打官司的檔案告訴我們最多的，就是打官司本身。能看到更多其他的方面，固然理想（還要具有馬克思和佛洛德那樣專從不正常看正常的本領），但也相當危險——我們不一定要深入監獄才能瞭解今天的社會，且即使深入監獄也未必就能瞭解今天的社會。研究歷史，應也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給大家一個史無定法的感覺（無定法者，即研究方法可以很重要，也可以不重要），體會其開放的意涵——什麼取向都可以做好史學，什麼材料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過去，瞭解文化，以及幫助我們將其重建（或再現，或構建，隨便你用什麼詞表述）出來。歷史需要被表現出來，因為史事如果不被記住，就可能被搞忘了。當然有人說，沒被記住的歷史也在我們血液裏，就像鹽化在水裏一樣。但是能展現出來還是比較好，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血裏有多少鹽和什麼樣的鹽，當然更好。
有相當一部分同學抱怨沒有足夠的時間讀文獻，我們的時間的確很緊，希望各位把沒有讀完的文獻帶回去繼續讀一讀，也不妨想一想：為什麼這些老師會提供這樣的材料？以及為什麼他們會那樣（而不是像我們期待的某種方式一樣）陳述其觀念？如果他們提供的材料確能幫助我們理解其演講，則或有可借鑒仿效之處。若你感覺他們提供的材料未能成功地支援其演講，就更需要探索其何以如此的立意。
還有一個田野考察的問題，在討論中不時出現「旅遊」這個詞，這可能有些誤會。我們很多人或受傳統人類學影響太深，而人類學在很長的時間裏實際是研究比較「不夠人類」的社會，他們的「田野考察」大多在一般以為有些落後、原始、蠻荒的地方。但現在人類學已經不一樣了，有些人在都市裡「做田野」，有些人甚至到文獻裏「做田野」。所以我想強調，不是落後、原始、蠻荒的地方才算「田野」。
司馬遷主張讀書人要多走路，陳寅恪最能讀常見書，卻從中看到常人所不能見的意思。我們安排的考察，很多是人人皆去的地方，也是希望延續這樣一種觀察常見風物的取向。專門家看電影，就不一定是娛樂；學歷史的看歷史文化的遺跡，怎麼可能和常人一樣呢？更重要的是，一個學歷史的人，如果只想看稀缺的事物，專找別人沒有的所謂新史料，而常見的東西反而成了非史料，這不是一種相當可怕的潛意識嗎？
我一向以為，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學生的想像力裝上翅膀，可以翱翔於學術、知識和思想的宇宙之中。面對無語的往昔，歷史學尤其需要具有豐富的想像力，田野調查亦然。以前的讀書人到一個地方，先要翻閱方志。王叔岷先生就是洛帶方志要記載的鄉賢。客家聚落很多，何以洛帶出了王先生？何以他身在史語所，又與一般所知的史語所治學風格不同？這些都是我們考察時可以思考的。三聖鄉的高店子，是著名人類學家施堅雅在中國唯一做過的「田野」。看看他考察過的地方，想想他構建的那個區域市場體系，你就能充分感覺到想像力對學問的重要。
對我們的歷史文化研習營來說，巴蜀文化只是一個契機。我們不是要大家去研究巴蜀文化，而是藉此契機，把各種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研究取向、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表述方式聯繫起來，結合起來。借助一種有目的但目的性不強的閱讀，培養出新意於法度之中的取向，提倡一種有規矩有框架而不為其束縛的開放精神，這就是我理解的研習營的主旨。
最重要的一點，我覺得比所有的演講、所有的考察和所有史料都更重要的，就是讓年輕人能夠聚在一起進行交流。我們最希望的，就是各位年輕人，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師承、不同的學校，學了各種不同研究方法的年輕人，能夠有一個機緣，讓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交流。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有人曾經抱怨吃飯時間太長，我問李孝悌老師能不能減短一點，李老師說不能減，吃飯很重要。我想他是對的，不光吃飯重要，除了正式的討論以外，吃飯是一個很重要的交流時間。坐在那兒等著菜端上來的過程中，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學術，或思考跟學術無關的東西，並進行相互的交流。在吃飯的過程中，說不定就產生出一個做論文的重要見解，所謂思想的火花就出現啦。即使什麼也沒產生，也增進了彼此的瞭解。所以我覺得吃飯時間稍長，可能還是我們研習營的一個優點。
因為好聽的話都被李老師說完了，所以我不能太表揚你們。這次研習營是在黃進興、王璦玲和李孝悌老師具體指導下推進的，我想重申一遍，有功都是領導的，有錯就是我的（這不是巴蜀文化，這是古代北方文化的態度），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先向各位說聲抱歉。
也許五年或者十年以後，你們也在什麼場合講給別人聽。在那個時候，如果你曾經想起，當年的巴蜀文化研習營對自己的成長還略有幫助，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希望。謝謝各位！
（據錄音整理，非常感謝郭書愚、趙妍杰、許麗梅等人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