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能和大家在這裏聚集起來探討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獨立。我自己是四川人，過去對此感覺不明顯。後來一位在中國各個地方教過英語的美國老師告訴我，她發現四川人和別處人不同，很獨立，不太容易聽人的話。過去有個名對聯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這是明末清初的話，到清末民初似也如此），大致也反映出這一特點。巴蜀文化與周邊西南的雲、貴、藏，西北的陝、甘、青，甚至遠到東南亞的文化，都有一些相似，又都不那麼一樣。
然而，作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巴蜀文化是中國文化之下的一個區域分支，還是存在於某一特定區域的中國文化，是可以斟酌的。換言之，中國文化不必是由一個個可區隔的子文化相加而成，而是中國之內各地方人共同分享又各自表述的一個文化；共用者反映共性，各表者表現個性。梁啟超早就說過：「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漸為地方的發展，非從各方面綜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因此，要「瞭解整個的中國，非以分區敘述為基礎不可」。只有通過「分區敘述以展現個性，才能夠真正瞭解「整個中國」的共性。以下所說的巴蜀文化或區域文化，大體都基於這一視角。
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是中心或主體基本穩定，邊緣卻伸縮波動，變多於定。巴蜀文化亦然，它不僅在時序上是流動發展的，對外也始終包容開放，沒有太強的排他性。在長期持續的互動中，外在因素時常內化于巴蜀文化之中，進而物質化於我們這幾天看到的歷史遺跡和民風民俗之中。從三星堆到金沙的出土物事可以看出，從很早開始，巴蜀文化就有自己的區域特色，和中原不甚同；但又一直和中原保持接觸，與中原文化關聯密切，沒有一般人想像的那麼不入流。包括後來文翁的教化作用，影響恐怕也沒有教科書上說的那麼大。
司馬相如的學問，就是在文翁入蜀之前修習所得。蒙文通先生曾細考其文，發現他「所用詞語，多本『六經』」。故在文翁辦學之前，「六經之學已傳於蜀」。四川既然出過這樣可以影響全國而且帶動風氣（後來賦的文體很流行）的人物，文翁開發的必要性就減小了（除非文翁入蜀更早）。且文翁帶來的不必是我們後來理解的那個儒學文化，那是中原重黃老的時代，長安就正在重黃老，他會帶那麼多儒術來嗎？故文翁對巴蜀的改變，部分是一個後來塑造出來的形象，也可能是在獨尊儒術以後才構建出來的。很多年後的揚雄，仍沒體現出多少「文翁教化」的痕跡，反倒是繼承了司馬相如的風格。所以《漢書·地理志》明言文翁教化的成效有限，而司馬相如、揚雄一系才體現了巴蜀的風格。
但是，巴蜀也一向不那麼排斥外來的文化，到了清代可能更開放一些，因為四川從清代開始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的社會。據說川人被張獻忠殺得差不多了（殺人者或也包括追剿張獻忠的官軍），康熙那個時候，政府統計人口好像只有十萬戶了。當然有很多人或許只是逃跑了，不是真的被殺了。但當時殺的人或嚇跑的人確實多，我下鄉的那個地方，距成都只有一百公里，當地有一種灌木叫馬桑，它應該永遠長不大，幾乎是每年自己死掉，然後換新的，所以永遠都只能長到直徑兩三釐米左右；偶爾有幾株沒死的，會繼續長，也會被當地人每年砍了作柴燒。但貧下中農告訴我，他們祖先來的時候，馬桑已經長到直徑超過十釐米那麼粗了。也就是說，離成都一百公里的那個地方，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人煙了，可想那時人口已少到什麼程度了！
後來經過著名的「湖廣填四川」，形成一個移民為主的社會。故四川文化雖有自己的特色，川人對外來的人和外來因素通常都不會太排拒。當然也不是完全不排外，還是排一點。以前四川這邊做生意的多是陝西來的，所以對北方人通常以「老陝」稱之。我小時候，如果在成都街上看到一個像我今天這樣說國語的人和一個說四川話的人打架，那大家多半都會幫那個講四川話的人。只要喊一聲「打老陝」，很多人都上來幫忙。或即因是移民，通常都養成一種能打群架的防衛本能；但不打架的時候，川人對外來人還是較親切的，畢竟很多人自己也是外來的。
簡言之，巴蜀文化從一開始就既獨立又不那麼排斥外來文化或外在影響。這樣的一個文化，自有其特點。我的感覺，巴蜀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比較帶有「坐井觀天」的意味。我這裏用的是這個詞的本義，可以形象地表述出一種在框架中無限開放的取向。如果在很開闊的大平原，人們可能多四顧，而不一定向上看，無形中可能忘了對我們很重要的「天」。而四川的地理形態是一個盆地，這樣的地貌，就比較容易向上看，所以天文學長期很發達（如漢代就出了落下閎）。一直到近代廖平的經學六變，由第三變開始，後來的變化就越來越往天上走。
對廖平的六變，連他最重要的學生蒙文通都不敢接受，只申說前兩變，三變以後的基本存而不論。其實把天人結合起來思考，是傳統四川文化的一個典型再現（依揚雄所言，要能「通天地人」才是「儒」）。在近代這樣一個天崩地裂的大亂之時，出現了思想的大斷裂，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我們周圍的自然和我們自己的社會，思考人類最基本的問題，就像重新坐在井裏往天上看。我的看法，廖平的「六變」是重要的思想觀念，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又不為時空所限，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四川文化又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易學」（《易經》的易）傳統深厚。「易學在蜀」是大理學家程頤所說的話，比較不會太離譜。直到晚清張之洞入川，仍發現蜀士喜言《易》，可知這傳統有多麼源遠流長。跟易學有關的就是中醫，中醫也是四川一個很強的傳統。以前四川的老中醫常說，北京某某名醫，就是在我們這兒混不下去，然後跑出去的；出了夔門，就成了全國第一的名醫，其實在我們這裏也就一般。當然這裏可能有「醫人相輕」的成分在，且不同的地域的中醫治不同的人，用藥是有差異的，有些適用南人的藥，就未必適用北人。故易地而能著名，其原因還可斟酌。無論如何，中醫的學理，有系統而重變化，與易學關聯很密切。你們聽了蔡進老師的講座，就知道四川的好中醫不僅能治病，而且在學理上也有獨到的認識。
另外，四川道學發達，也有長久的傳統。著有《道德真經指歸》的嚴遵（字君平），是研究《老子》的重鎮，後來成都有兩條街道以君平名（今天的君平街為其一）。道家所謂重玄派，主要的活動地域也在四川。四川又是道教發源的地方（當然各說不一），且源遠流長。我們去過的青城山，迄今仍是道教的重鎮。現在到青城山，大家都坐纜車，這也很好。若走路，旁邊有個小山洞，不在正常的旅遊路線上，據說是張天師修煉過的，裏面還有一個道士，修煉的方式說是跟張天師原來的一樣。而且道教在四川分佈廣遠，我們昨天去的峨眉山，原來也是道教很重要的一個場所，是所謂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七洞天。佛家較晚才進入峨眉山，卻後來居上，逐漸取代道家，峨眉山成為普賢菩薩的道場，在佛教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說現在的中峰寺就是由以前道教的乾明觀改建，有個殿的屋頂上還有一個什麼鳥的圖形，是道家的符號，可知這個佛寺的廟宇是將就原來的道觀改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