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文風很盛。從很早的司馬相如、揚雄，到宋代的三蘇，一直到 20 世紀有很多人喜歡、有很多人不喜歡、甚至排斥的郭沫若，以及活了百歲的巴金，都被我們列入文學一類。當然，除了郭沫若、巴金這一代，從司馬相如起那些人恐怕不一定接受我們所說的「文學」概念。或許過去所說的文章，更能為昔人所接受。
不論如何稱謂，文學是可以改變歷史的。現在你要到美國大學裏念書，中國近現代史的指定參考書往往都有巴金的小說《家》。一般都說家是我們溫暖的港灣，在這書裏卻是一個束縛人的地方，所以那時要搞家庭革命。我很少看到美國學生質疑中國的家庭怎麼會成了革命的對象，或許他們以為這是很自然的，則其讀到的中國近現代史就已有著特殊的風采了。不幸我們現在又相當崇拜美國的中國研究，讀這小說的人畢業後寫了專書，又反過來影響中國的歷史研究。經過這樣出口轉內銷之後，至少人們認知中的中國歷史，已被改變了。
這是四川文學家一個非常廣遠的影響（儘管很多人沒注意到），無意之中指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好像我們中國人都不喜歡家，其實大多數人還是很喜歡的。當然現在更西化以後，沒那麼喜歡了。像最近大陸新出的法律解釋，強調從財產角度肯定婚姻中的個體，等於提示大家最好結婚前先把重要的財產登記一下，免得將來出問題。這個主張特別能凸顯法制觀念，也展現了典型的市道邏輯。不知這法官是不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因為中國的大學生好像早就不讀巴金的《家》了。當然也可能因為「家」已被人講壞，巴金當年的想像現已內化為人們的基本意識了。
或許因為四川文化的獨立，蜀學還有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經學傳統一直不那麼強。司馬相如以賦體申六經，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此後四川經學的正統力量始終相對較弱，不像中原和清代的江南。如清代漢學特重的小學，在四川就基本停留在工具的層面。而外地風風火火的漢宋之爭，在四川也不明顯，甚至不那麼對立。不過，對正統派而言，這或許意味著這裏的漢學宋學都不夠純正。遠的不說，近代被我們認為很好的廖平，在晚清那個時候已經被視為有些離經叛道，從教書的學校被開除了。吳虞也是，他編的《宋元學案粹語》被認為曲解了宋儒，同樣在晚清時已被四川的學政處理。現在的清末檔案裏就有廖平和吳虞曾被四川學政修理的材料。可是他們兩人顯然都對經學、理學有著深厚的興趣，可見經學在四川從來都有一些特別之處。這或也由於四川的道家思想較強，從儒、道競爭的角度看，道盛則儒便相對弱一些，不過這方面的影響更多是潛在的。
另一方面，「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道學淵源深厚，史學便容易出色。蜀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史學一直有著比較有力的發展，出現了撰《三國志》的陳壽和撰《華陽國志》的常璩，尤其到宋代形成非常強的傳統。這也跟我們演講中最後一講（經史關係）相關，因為經學沒有中原或江南那麼強，史學的發展就相對容易。四川的史學從宋代起一直有明顯的特色，就是重視兩個方面：一是材料、一是見解。協助司馬光修《資治通鑒》的范祖禹（現存司馬光關於編資料「長編」的主要見解，就在他給範氏的信中）以及後來做《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李燾，都非常重視史料。還有另外的一派，就是蘇東坡他們一家。三蘇都有很多史論，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太看得起，但另一部分人又認為他們太有見解了。重材料和有見解兩者的結合，就成為後來四川史學的特色。可惜後來兩者又慢慢地分開了，一些人僅重史料，看不到見解；另一些人則徒事發揮見解，太過偏頗，嚴格說已不能承認為史學了。
我們可以看到，從最早到最後，儘管中間被殺掉這麼多人（不僅明末清初，宋末元初蜀人被殺戮也極慘烈），最奇特也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天文、易學、中醫還有文學等等這些巴蜀文化原來的特點，都沒有因為明末的殺戮而改變，到清代到近代，仍然是這麼一個傳統。另一方面，四川處於邊遠，仿佛在主流之外，也是一個持續的認識。晚清張之洞到四川辦尊經書院，被不少人看作近代的文翁。然而在他之後任四川總督的錫良仍說，「吾初來川，學界幼稚」。後來劉師培入四川，更感覺川人思想比江南人落後十年。成都有名的學人林思進（山腴），工詩文，就被劉師培看作「斗方名士」。
其實中國本是一個詩的國度，《詩經》時代似乎是全民皆詩的，弦歌之聲不絕於耳，更是伴隨讀書人的行為特徵。至少唐宋時代，我們還是一個老太太也還輕歌曼舞的民族。當詩文的追求與「斗方名士」掛鉤時，傳統其實已經改變了。然而正是這些不專以經史為務之人，卻成為傳統最有力的維護者。
姜亮夫在 20 世紀 20 年代就讀于成都高師，上第一堂課的老師就是林山腴。林先生吩咐每人買一部《書目答問》，因為這可以為學生治學「指路」。那時此書已從多數中國學者的書架上消失，或最多作為備查的工具書（而不是作為「門徑書」）存在。姜氏後來就憑此基本功，考上了清華國學院的研究生。1925年，有人統計清華國學院和北大國學門研究生的籍貫，兩校合計四川、河南各 8 人，浙江、湖南各 7 人，江蘇、安徽各 5 人。可知四川在由舊轉新的國學研究方面，至少在人數上是領先的。
實際上，川人對所謂「國學」的看重，在清末民初可能是全國獨一無二的。清末有十多個省辦了存古學堂，有些在辛亥前就被本省的諮議局廢止了，其餘也都在民國代清之後被中央政府明令停辦了；獨四川不僅不廢止，且想盡辦法抵制教育部指令，轉換各種名目，以「國學」的名義將其保持下來，直接與今天的四川大學銜接。
四川在民初另一獨特之處，就是有所謂的「五老七賢」存在。他們幾乎都有前清功名，在辛亥革命後雖不十分認同新的地方政權（然不取對立態度），卻也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返鄉定居，而往往留在都市「安排詩酒度餘生」，過著一種帶有「大隱在朝市」意味的世內桃園生活。林山腴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他在清末曾以舉人身份遊學日本一年多，返國後朝考授內閣中書，然在辛亥革命前似有所悟，告假南歸，從此謝絕仕進，以教書為生。可知「五老七賢」都不特別守舊，很多在清末還以趨新著稱（如宋育仁）。他們的文酒過從之中當然有大量的牢騷不平之語，但其所嚮往的目標、競爭的成敗、以及關懷的事物，其實與外在世界頗不相同。詩文的好壞，對他們來說就很重要，可能不亞於民國政治中的派系之爭或思想界的文體之爭。
與全國其他的遺老社群不一樣的是，「五老七賢」在四川有著相當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平時雖基本不問政治，卻又具備一定的政治影響力（這在民初中國是極少見的）。以軍閥爭戰頻繁著稱的民國四川，遇有軍閥力量相持不下或勝負已判之時，常常都要由「五老七賢」出面領銜通電呼籲甚至安排和平解決的局面。其餘大的政治或社會事件，也多能聽見他們的聲音。
從國學的傳承到「五老七賢」的特殊地位，就可知巴蜀文化的獨特一面，到民國也不稍減。而「獨特」的代價，在很多時候也可能意味著「不入流」，使川人對別人可能不過脫口而出的「藐視」，非常敏感。昔年任鴻雋（浙江籍，生長于四川）任川大校長時，太太陳衡哲（湖南籍，生長於江蘇）不習慣四川生活，無意中說話傷及川人，引起軒然大波。川籍留學生李思純也出來說話，挖苦陳衡哲雖為「洋奴」，卻僅得西洋文化之表；甚至進而攻擊自己的老友任鴻雋學問欠高深，不足以取信於社會。最後任先生不得不辭川大校長以息事。這樣的激烈反應，多少也帶有前述「打老陝」的味道，揭示出川人的微妙心態——在生怕被人視為「化外」的表像之下，正隱伏著四川長期被視為邊遠之地的事實。
另一方面，巴蜀文化的獨特，有時恰因其對外來文化因素保持著比別處更開放的態度。如清代旗人駐防全國都市，但在南方留下持久影響的，似以成都為甚。絕大部分南方城市中人，多喝綠茶或烏龍茶，只有成都人愛喝花茶（就是北方人忒喜歡的香片），這大概就是受旗人的影響。閒暇是茶文化的基礎，也成為今日成都文化的一個特色。此前的四川文化有此淵源，卻不以此著稱。我們看過的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幾千年旱澇保收。水稻從插秧到收割，其間只需少量的勞作，所以農閒的時間不短。然而現在成都人的講求安逸，或更多是受清代旗人的影響。因為旗人有固定的錢糧，不富裕也不憂溫飽，若自己不另求「上進」，可以終日閒暇。成都的茶館裏，眾生平等，不特別強調茶的品級，一杯茶可以終日，是真正大眾消閒的茶文化（若是專門給外地人看的茶館，則更多市道成分）。
或即因吸納了旗人的生活風格，今天的成都，不僅是南方大城市中唯一愛喝花茶的（重慶人喝花茶的也多，然以前不少人則愛喝沱茶），也是中國所有大城市中保留閒暇最多的一個。在目前這人人都急匆匆趕著走路忙著做事的時代，說不定這就是中國僅有的一個還講究安逸的大城市了。對那些要把賴湯圓、龍抄手（均成都名小吃）做成麥當勞的市場思維來說，慢慢悠悠恐怕已是落伍的表現；對於不一定事事模仿的獨立思維而言，能在匆忙的時代緩步徐行，或許也是一種自信的表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