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善培（一個晚清在四川做官的浙江人）引起的拉雜感想
有人總結的，在近代西風東漸的歷程中，位居長江上游的四川省表現出來的總體特點是封閉性強、受外界影響相對較小、近代化起步晚。上世紀初的成都，作為一個古老而安寧的內陸城市，還按照舊有節奏日復一日迎接著每一個晨昏，而真正攪動這一塘死水的「微瀾」，實發源於清末自上而下的新政運動。過去老成都通惠門（新西門）城樓上，題有四句十六個大字：「既麗且崇，名曰成都，文明建設，今有古無。」它出自一個叫周善培的人的手筆。周善培（1875－1958），字孝懷，浙江諸暨人，清末在川仕宦多年，歷任巡警道（1905－1906）、勸業道（1907－1911）、署提法司（1911）等職，系與川省近代化極有關係之人。題聯前八字語出晉代左思《蜀都賦》，作懷古思今的引子，後八字則屬自抒胸臆，很能概括周善培主持地方新政的旨趣。周的同時代人言：「在清光、宣年間，海內知名之新政能員，有唐紹儀、伍廷芳、熊希齡、鄭孝胥、溫宗堯之流，善培亦其中之一。」川人唐振常說：「遠在清末，孝懷先生就能提出文明建設一詞，並譽為古無今有，其眼光可謂遠大」。」而當代人言及周氏的場合，也多感謝他在成都城市現代化過程中「與有大力焉」，前述十六字相應被理解為「一個清代官吏搞城市建設時的施政大綱」，對現在提倡「城市精神」有很好的啟發作用。」不過，隨著社會史研究視野轉移，如何評估所謂的「近代化變革」對地方社會的實際影響成為學界重新思考的問題。對四川現代化研究領域早著先鞭的學者王笛，在近著中就有公開的反省，他用「社會改良者」（social reformers）來命名與下層民眾相對應的精英階層，而周善培正為「手握政治權力的改良者」的一類典型，其領導的城市改良運動在留下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近代化」遺產同時，也存在無可諱言的另一面：「民眾所能享有的公共經濟和文化資源縮小了，新的城市權威對公共空間的控制使民眾的生計日益艱難。民眾不得不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進行反抗。」當然，「下層民眾」應如何定義是一個存疑的問題——是否只有那些曝露「街頭」的乞丐、拾荒者、江湖遊民、流氓賭棍等等，才算真正的「下層」？在屬於不同人群的「民眾」視野中，改良者形象也不是單一的——新政啟動後的地方「公共空間」已較傳統社會發生更劇烈複雜的分化，在這裏尋找某一種「共識」的企圖總是伴隨了風險。但無論如何，從下往上的視角確為我們理解像周善培這種「新政能吏」在清朝倒臺前後的境遇提供了線索。
在清末成都，周善培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在那裏度過中學時光的郭沫若對周氏大名如雷貫耳，多年後回憶說：「成都畢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舊時代的勢力與新時代的影響都集中在這兒。當時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懷，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幹員，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舊官場中委實是巍然地露出了一頭角。」郭由此談到改良、革命兩派之殊途同歸，這一歷史見解倒與日後風行的近代化史觀頗有暗合。李劼人在《大波》中借了留日革命黨人之口，還問了一句聽似很難反駁的話——「一方面破除迷信，一方面提倡新政，你們能說周孝懷的不對呢？」不過，回到當時，周善培治下的成都人確實在「破迷信」和「倡新政」上面看到了無數個「不對」。好「涮罈子」的成都人用五字俏皮話總結了他的「德政」：娼（官娼）、場（勸業場）、廠（犯人工廠）、唱（新式戲院）、察（員警）。至辛亥前夕，人送「周禿子」歪號的周善培幾乎到了「眾惡所歸」的地步。成都血案發生後，以周為幕後謀主的輿論甚囂塵上，群眾相信「拘捕蒲羅」、「放手殺人」等等都是周給趙爾豐「打的條子」，於是另給他取一「周條師」的綽號。同志軍在鄉出告示，文曰「但拿周、趙，不問他人」，罪魁排名，提法使周善培竟還在有「趙屠戶」惡名的川督趙爾豐之前。出自民間的觀感明顯不佳，在清政府方面，周仍然不受歡迎。趙爾豐責他「勾結紳士」，端方甚至以「輕躁喜事，變詐無常」為罪名參他一本，諭令「即行革職」。四川獨立後，吳虞在日記中寫道：「聞趙季鶴、王寅伯已就戮。周孝懷正在逮捕中，此人上半年欲殺余，不意今日竟不能免，此積惡之報也。」吳虞顯然也是周善培的一位仇家，不期而至的革命恰給了他洩憤的機會。不只吳虞，那些從學堂考試被淘汰的下崗秀才、妓院的院媽娘、被治理的腐敗的寺院方丈，不止于「群小」，乃至被裁抑的「同僚」、遭冒犯的「上司」……有名無名的深恨周善培的人們，也均為辛亥年的「大波」所動員、所裹挾，他們及其敵人的命運也在這中間發生巨大的變化。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不管周本人是否有些冤枉地冒領了許多本不屬於他的惡名，既然已被視如「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似乎也得其所。今人需要做的，是觀察和分辨在「周禿子」到「周條師」的川人認知中周氏言行的「事實」，並思考這些「事實」究竟在怎樣的語境下混淆為「議論」？
有意思的是，周本人持續地進行過自我辯護的努力。事變期間上趙、端萬言書，即在為自己洗刷。二十七年後，作《辛亥四川事變之我》一書，附錄《正〈大波〉之誤》，對話者為著名歷史小說《大波》的作者李劼人。再過十九年，已經是新中國時期，周以為「以後編辛亥四川爭路史」保存史料為名，又作《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一書。他自信：「事雖過去了四十六年，而所記的件件事、句句話，當時既深深地印記在我的眼睛裏耳朵裏，幾十年來又時時使我回憶起，並且曾經無數次對人談論過。談論中我從來也沒有錯記過一字、一事。我主要的戒條是：對事必求件件確實，對人必求『死者有知，生者無愧』。」不過，革命老人吳玉章讀此書卻有別種感覺，他不客氣地指出，「周善培在這次運動中擔任了一個頗不光彩的角色」，甚至認為他「根本沒有資格寫什麼〈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因為他根本沒有親歷過四川人民的爭路鬥爭」。這種說法得到陳旭麓先生的聲援，推贊吳的指謫「很重要」，「不僅糾正了周善培對革命歷史的混淆，也警告了那些不以老實態度對待歷史的人」。周善培企圖「把自己打扮成有功於革命的人」的努力，似乎很不成功。儘管後世有關四川保路運動史、辛亥革命史的各類著述徵引《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頗夥，但多以作者地位特殊，所述不乏史料價值，對於史料性質及周氏本人的政治態度，則缺少必要的辨析。唐振常晚年憶及鄉賢，也談到：「周先生在辛亥四川保路運動中是個重要角色，著有《四川保路事件親歷記》一書，記其與官紳周旋，各方因應之事甚詳，然其所記，似與他人之說有異，周先生在保路運動中的功過是非尚待詳考」。所加但說，實際提示了一個重要且不應回避的研究課題。
羅志田先生說過，當下政治史研究無形中受近代西方「優勝劣敗」進化史觀影響，比較注意研究和論證歷史發展中取得勝利的一方（或接近取勝的一方）的人與事，而對失敗的一方或視而不見，或簡單一筆帶過。對辛亥革命研究來說，或因長期以來強調朝野「對立」，討論重點多指向清政府的反面，相對而言，清政府本身反而研究不夠。所謂研究不夠，並非認為其不重要，恰恰相反，寫作近代史的任何章節，恐怕都無法忽視國家權勢結構的存在，但多數論述中清政府的性質是自明的，而且高度抽象，這種抽象最常見的形態就是在具體問題分析中直接應用某些被人普遍接受而不會加以質疑的結論。這中間形成一個悖論：一方面將清政府既有形象固化，較少關心其內部的變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往往將外部反應的原因徑直導向清政府，給它賦予太多的解釋餘地。如果忽視晚清既存權勢結構的變化程度，就很難解釋清政府自我革新及迅速覆亡的歷史。像周善培這樣在光宣年間「海內知名之新政能員」，何以於革命到來之際遽落至進退失據、左右均難逢源的窘境？時人對周氏的觀感，無論是較帶貶義的「變詐無常」，或相對中性的「善觀時變」，都反映出其人因應時變的特色。我對這樣一個「站在新與舊之間，很不好用『新』或『舊』來簡單界定的人物」的人感興趣，當然不僅因為他是我的老鄉（周本人對四川的認同似還在籍貫地以上，50 年代唐振常在上海面見周善培，聽到的他還是「滿口四川話」，並仍有意「回川居住」，這是另一個可討論的問題），而想從延續性的思路來看清末十年地方社會變化與他個人命運的交互作用；不是為他個人功過是非爭鳴，而想通過觀察他在四川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探究史實與認知發生偏差的原因，進而嘗試著理解在當時各式各樣的川人眼中，辛亥革命到底是怎樣的一場「革命」？
此次參加參加研習營，個人收穫很多，當然一個相對私人的目的，就是試著尋找（感受？）周善培在成都留下的痕跡。晚清時期成都最知名的飯館叫做正興園，周善培有詩雲：「成都百館共宴客，正興園為蓉之冠。」據說周好南味，為正興園帶來江浙名廚，結合本地菜蔬、佐料設計新菜肴，如芋頭燒元子，大燈籠海椒去瓤填鮮蝦肉餡，加黃酒上鍋蒸；還有雞油金鉤青菜頭，茄皮鱔魚，鱔魚銀杏，等等。他提倡江浙清淡菜，結合方興未艾的川菜熱潮，形成了後來川菜裏的南派風格，行內人稱之為「周派」菜品。可惜，現在正興園早已不存。在成都十天，每天品嘗辣到嘴麻的川味，相當過癮，但心裏總有一個念想——不知又清淡又麻辣的「周派」菜到底是個什麼味道？
研習營期間，遊覽杜甫草堂，還在花徑影壁看到兩個碎瓷鑲嵌的大字：「草堂」。這兩個沒有落款的題字非常著名。1958 年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游杜甫草堂，在影壁前背手沉思，攝影師按下快門，形成一幅很經典的照片。此後，這裏也成了遊人攝影的聖地。當然，敝人也不能免俗。不過，各位研習營同仁恐怕很少知道這兩個題字，其實出自周善培之手。晚清時杜甫草堂經歷了重建，而一手規劃者，亦即時任川省勸業道的周善培。說起來，毛與周還有一段淵源。辛亥政權鼎革後，周一直寓居上海，以遺老自命。直至 1949 年，作為前清紳士被邀為第一屆政協特邀委員北上（另一位是張元濟），並在中南海受到毛設宴款待。在政協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國家名稱時，周堅決反對沿用「中華民國」，認為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而主張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以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後來的歷史，我們當然都清楚。或可以這樣理解，新中國的國名經周善培一言而沿用至今。1958 年毛澤東在「草堂」影壁前留影，自然知道題字者是自己的老相識了。也就在同一年，周善培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敵人的敵人即朋友，前清遺老支持新政權，毛澤東也顯得特別敬老尊賢，或因民國政府乃共同的敵人也？（二○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寫於上海）
作者簡介：戴海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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