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舉辦第二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台灣文化」，我規劃的內容如下：一、參訪原住民部落和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介紹南島民族的語言學研究；二、考察濁水溪和大甲溪流域，介紹張光直主持的「濁大計畫」以及人類學界對漢人社會的研究和「祭祀圈」的概念；三，考察台灣在清代與日治的兩波農業革命：八堡圳和嘉南大圳的水利工程；四，考察台灣戰前的齋堂、法師與民間信仰的傳統，以及戰後形成的四大佛教僧團與來台的張天師傳承，介紹二十世紀台灣的官方宗教調查與學者田野調查的成果，參加出巡、進香的活動；四、考察客家義民廟、新竹金廣福和土牛溝，講述清代彰泉、閩客與漢蕃之間的族群衝突，介紹施添福的人文地理學與柯志明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五、介紹淡新檔案和總督府檔案以及戴炎輝、王泰升的法律史研究；六、觀賞明華園的歌仔戲和雲門舞集的現代舞，講述日治到戰後傳統戲曲與現代文藝的興衰起伏與變貌；七、講述台灣古典詩文的發展：清代的流寓與遊宦作品、日治時代日台官紳唱和的交流工具、戰後移民與遺民的離散心聲。八、自行考察台灣的選舉晚會，市民社會的社團集會以及抗議活動。
上述構想並非刻意比附，而是引發問題與思考的起點。首先，來自四川或北京的學員，能否在十天內認識台灣史前與歷史時代的發展？而其歷史時代不過四百而已。當我們坐著遊覽車奔馳各地，我能否對同車學員指點江山，闡述水田、魚塭、鐵路、村落、林相與地質等環境，乃至不可見的氣候之意涵？田野考察主要從感官接受刺激——從視覺接收所得的印象與訊息，常是所謂歷史的血肉，而非骨骼。這些「血肉」往往和歷史研究中千絲萬縷的細節以及具體事物有關。所以，儘管我赴成都之前，也匆忙惡補四川、成都的歷史，但缺乏長時間浸淫在細節與具體事物，以致於我無法以視覺印象來印證歷史知識。然而，舉辦研習營的目標是為了「認識」已知的歷史、「印證」現成的知識嗎？
其次，當規劃巴蜀課程的師長道出其背後的思考，其構圖正隱然以巴蜀作為一個足以獨立進行學習和考察的單位。但這是理所當然嗎？學者設定研究對象的規模大小，固然受限於個人的實際條件，但關鍵仍在於觀察者採取的角度以及觀察對象呈現的內涵，而非單純依照自然或行政區劃來決定研究單位。所以 W. Skinner 依其田野經驗主張：重點不在鄉村，而是集鎮；甚至宏觀地看，中國應該劃分為九大區域。台灣也不因為是孤懸的海島，從而不證自明地作為研究單位。當蜀中學人論證蜀地有其自成一派的南宋史學與近世經學，猶如台灣人主張台灣史的特殊性，但這種觀點往往招致鄉土主義的質疑。如果純就四川論四川、單以台灣論台灣難以服人，那麼能否透過台灣與四川的交互比較，參照其共通之處，突顯兩地的差異及其各自的特性？以下試就零星幾點論之。一、台灣與巴蜀都位處華夏帝國的邊緣：蜀地為群山包圍，台灣四週環海，具有封閉的性質。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使得唐玄宗與僖宗入蜀，蔣介石更先後撤退到重慶與台灣。二、就移民社會而言，兩地亦同。四川雖是長久發展的地區，但清初大量移民湧入，恐怕宛如「新社會」的成形，此亦如同閩粵移民遷入台灣。三、另一方面，四川和台灣正因位處帝國邊緣，從而使其與亞洲其他地方的交通與聯繫，乃至文化傳播，變得相當重要。四川與印度、河西走廊的聯絡，台灣與日本乃至東南亞的關聯亦然。總之，能否以「帝國邊緣的移民社會」來界定研究對象與單位？或抱持比較鬆散、化合、含混的整體觀，來對兩個區域進行比較？
最後，回到田野考察的宗旨上。人類學從事田野調查，部分原因在於各地原住民部落並不使用文字。即便在已經使用文字的文明中，比如鄉民社會，文字扮演的角色仍然不多。不但要考量到庶民的識字率，而且圖畫或許比文字發揮更多的作用。因此，在部落或鄉民社會中進行考察，前提在於文字的重要性是有限的，研究者必須去搜集文字以外的資料。然而，如果巴蜀研習營的原初構想包含「士大夫」在內，那麼我們或許必須在部落與鄉民之外，深入思考如何在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中進行田野調查？然而，如今我們依然可以進入部落和鄉村，能夠從部落、鄉村乃至地景中發現當下與過去的聯繫與斷裂。但是，士大夫又在哪裏？士大夫是否反而比部落、鄉村和地景更快地消逝在現代世界的地平線上？那麼我們如何可能以士大夫作為田野調查的對象？
在此，史華慈的文章所提示的「意識」層面，提供一道線索。在田野或實地的現場，充斥無以計數的具體事物，從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構築人的生活。但「生活」只是食衣住行育樂的具體事物而已嗎？如果我們將生活定義為「文化」，其原因之一是生活不只是食衣住行育樂，而是食衣住行育樂的背後有觀念、有其意識的層面與對生活的反思。對士大夫而言，有意識的「意義」在其生命中或占有更重要的地位。那麼，我們如何可能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裏進行田野？
當我了解到這一點，才明白為什麼要「帶同學們上峨嵋山」、拜訪武侯祠與杜甫草堂，何以看川劇、聽崑曲；我才後悔，在成都沒有認真品嚐餐點和茶水的味道，觀察傳統建築物中光線灑落的軌跡，以及園林內錯綜、掩映的佈局。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裏，意義與美感及其追尋與失落，留下諸多文化產物與歷史遺跡。儘管士大夫不見於現代世界的地平線，但我們可以身入這些遺跡、神入這些產物；或許士大夫並未完全消逝，其精神仍潛藏在各種人、事、物中。但潛藏的事物不一定能傳遞下來，而歷史學正是一件挖掘、連結和消除距離的工作：時間的距離、空間的距離以及世代的距離。
或許我們可以略事修改年鑑學派的布洛克在其遺著中的絕筆：「在一趟旅程中，一如歷史研究，方向是不能事先設定的，我們得去尋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