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8 月，我有幸全程參加「巴蜀文化」研習營，如我之前提交的自傳所說，我的本意是為了親近巴蜀的宗教文化，瞭解川大的宗教學研究傳統，不料十天下來，收穫遠盛於此。
首先特別深刻的印象，是本次研習營宣導的文獻－田野結合的方法。上午的講座與下午的考察、夜間的文獻研討配合無間，非常佩服活動設計者的良苦用心。我的專業是中古史，平時比較習慣了在文獻的蛛絲馬跡間搜討、想像，這次的兩個題目——「杜甫與成都風物」和「晚唐節度使墓葬」，似乎打開了新的世界。
我一直熱愛杜甫詩歌，對杜甫入川以後的作品，也曾反復玩誦。住進紅瓦賓館當天晚上，便得知校園外的河水就是錦江，後來又有幸參觀了杜甫草堂。雖然不能奢望仍能窺見遙遠的唐代，但走過一遭，就好像用腳步親自丈量了杜甫當年的足跡。在草堂內，我發現亭堂的匾額都是近代名人所寫，並且謙遜地自稱「補題」明人的字跡。通過旅遊點的介紹小冊子，我瞭解到今天的草堂雖是清嘉慶年間確立規模，但這個位置卻是自唐以來從未間斷的傳承。這串傳承的名單上不乏韋莊、呂大防、陸游這樣文化史上的風流人物。我讀過韋莊的菩薩蠻五首，也大致知曉呂大防搜集古碑的苦心，陸游「細雨騎驢入劍門」的喟歎，但從沒想過他們曾在不同的時代，同一個地點，護持著詩聖的草廬。那個時候我突然覺得眼前的所見增加了歷史的縱深，詩裏的古事也都活到了現在。
晚唐節度使墓葬這個題目是我完全不瞭解的，對考古發現也一直覺得無從下手。但王建墓的二十四伎樂石雕讓我產生了濃厚興趣，當時非常想買下一套明信片收藏，可惜當地沒有任何紀念品出售。活動結束以後，我按照陸揚老師的推薦，仔細閱讀了馮漢驥先生的永陵考古報告，尤其是關於伎樂的考證。文獻與實物參照，以及對物質文化的關注，可能會成為我此後比較持續的學術興趣。
與田野調查相關的，是文獻種類的拓寬。李孝悌和陸揚兩位老師，都主張充分利用文學史料，並在他們的研究裏出色地實踐了這點。我想這會日益成為史學研究者的共識。在一次討論課上，有位學生問道，文學能給史學提供什麼？景蜀慧老師的回答給我很大的啟發。大意是說，除了記載官方史料未曾收錄的史事以外，文學的表達可以向我們傳達個人的、內面的感受，這恐怕是文學的最大價值。我會後請教老師，因我感覺杜詩在成都時期非常壓抑，寫的都是些閒情逸致，全無詩聖的大氣與深沉。到了夔州時期，始有許多回憶、內省的詩作，且多聯章之作，詩藝也臻於極境，怎麼理解這個過程？景老師提示我說，這和玄宗與肅宗的矛盾有關，甚至杜甫和嚴武的幕府，都有十分微妙的關係。這個思路我並未求證過，希望以後能進去讀書，發現一些東西。
感覺更為新鮮的一類文獻，是地方政府的檔案。目前唐、宋文書制度的研究日趨深入，雖然偶爾看過敦煌的官府文書，但因為自己不做這方面，一直疏於瞭解。這次里贊老師的講座，專門討論南部縣晚清時期的審判檔案，討論課的時候被迫讀下了那些字跡或工或草、文體或雅或俗的案卷。里老師通過大量的案卷調查，對滋賀秀三的結論做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我自己在和同組營員討論的時候，也有不少發現。比如古代案卷的審結，是以當事人雙方的名義，承認官府的建議。而官府在案卷上並不直接出現。這個細節提示我們思考官府在地方司法審判中的角色。
另外，與臺灣學者的交流，也讓我觀照思考兩岸學術風格的不同。我感到臺灣的學者由於各種原因，受西方現代學術方法的影響更多，也樂於這種接受，所以大多思想非常活躍，對周遭的事物充滿興趣。同時，臺灣保存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很多風俗，因此在研究中，常有親切的體認。與此相對，大陸學者的研究，始終帶著一種比較強烈的生存關切。作為學術研究的入門學生，我對這兩種精神都抱敬意。
最後，要提到和研習營主題無關，但卻十分珍貴的回憶，那就是在成都，在川大十天的生活。和川大的老師聊天，知道地震時期，成都人自發地開車繞行，讓出通往川北的幹道。很多類似的細節記載著這個城市人性的光輝，讓我帶著滿腦子好印象回到北京。
也感謝設計、主辦這次活動的老師和工作人員，他們高效細緻的工作，讓我們有了這麼美妙的一次因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