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習有獲，受益良多——參加「巴蜀文化」研習營的心得體會
看到「巴蜀文化」研習營在網路上發佈的通告，我就被吸引住了。生於蜀中，史學教育發蒙於川大，後負笈嶺南，對於巴蜀之鄉的人文歷史總有不能割捨的情懷。我的博士學位論文選擇的是雅州府川藏茶道的研究，對這一地區的實地調查與研究，讓我初步認識到川西社會的歷史人文特色。川西社會與成都平原的歷史人文有什麼樣的區別與聯繫，是我關注的問題。於是，我對研習營設置的具有前沿性的課程安排和選請的兩岸卓有成就的講習教授滿懷期待：從考古到思想，從墓葬到中醫、道教，從明清士大夫到州縣治理，從杜甫詩到近代蜀學……能夠被選入研習營名單，浸潤其中，是我的榮幸。
一、薈萃名家，集為一體
回味老師們白天授課是研習營重要的活動之一。諸位老師向學員講授研究成果，是學員揣磨他們的問題視野、學術情懷、研究方法的珍貴機會。
王獻華老師對古巴比倫的研究，利用出土實物及其所刻劃的符號，整理出阿卡德王朝的文字表，並論述以烏魯克為中心的城市體系形成問題。
林富士老師對道教中「祝由」角色的研究，基於歷代注疏家對「祝由」二字的解釋，尋找詞源依據，並梳理元典章制度，指出「祝由」實為元代醫官之一科，道教「祝由」採用請神下凡、授籙來趕走「鬼」以治病。這是一種充滿宗教色彩的醫療辦法。林富士老師提到，道教治病很少開藥方，較少借助藥物。不過仔細閱讀林老師提供的《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則可以發現「水」作為特殊的藥物，頻繁出現在道教治病的過程之中，伴隨著「水」出現的，還有竹葉、桃白皮、柳白皮之類的藥物，用以熬水洗浴。這差不多是一種「潔淨觀念」下的宗教治療實踐。
李孝悌老師在《地方視野中的明清士大夫》提供的文獻，讓學員領悟到排比材料的治學之法：第一篇是黃子（道周）年譜，第二篇是黃子傳，第三篇是乾隆銅山所志，第四篇是漳浦縣誌。欲瞭解明清士大夫，閱讀其年譜則可知其人生經歷，閱讀其門人撰寫的傳記則可知其歷史貢獻和時人評價。前兩篇結合起來，大致可以清理出士大夫個人的成長、求學、治學、交遊、仕宦過程以及時代特點，後兩篇則是黃道周出生和早年成長的地域社會，是一個由明代衛所逐漸發展成州縣的地方。李孝悌老師研究明清士大夫素有佳作，這次開始逐漸注意到士大夫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他的治學之法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啟示。
王東杰老師在《清代四川移民會館崇祀中的地方認同》中提供的材料，其排比之法則另有趣味：首先是 11 部方志中有關會館的碑記，其次是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的研究，再次為郭沫若《少年時代》的回憶文章。按照王老師提供的材料一路讀下來，既明白了會館乃外省商宦之人主建之所，其地點多在四川各州縣重要的場鎮之地，其崇祀多為原鄉之神，其功能多有聯絡鄉梓情誼，齊人心，經濟上互通有無，倡誠信，偶有賑濟地方的善事；參之以何炳棣先生的研究，進一步瞭解了會館與王朝戶籍管理制度以及由此而生的籍貫觀念、地域觀念有關。讀到此處，不由心生疑問：清代四川移民多為農民，會館多為商人活動的場所，這些材料何以能夠得出四川人的「地方認同」呢？再讀郭沫若的回憶文章，才知道嘉定府的客籍與土籍人向有「爭鬥」，會館則是重要的陣地。當時土匪打劫，也只搶劫本鄉十五裏之外的人戶，其地域觀念非常強烈。王老師講座論證的重點正是「四川人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建構」的問題之上，即移民被認為當地人的過程，這一過程差不多與清代士大夫階層構成的四川文化過程相協調。
尤其是里贊老師的講座令我大開眼界。之前我也看過一些清代四川地區的檔案資料，感覺紛繁複雜且零碎。如何運用這些檔案材料來認識清代四川社會，是困惑我的一項問題環節。里贊老師給我們提供的 6 份南部檔案的完整案例，又幸得里老師贈送專著《晚清州縣訴訟中的審斷問題》，細閱其目錄，第一章：問題；第二章：背景；第三章：實踐；第四章：反思；第五章：角色，則已感到他有截斷眾流之魄力，非常佩服。在晚間討論中，和學員魯萍一同把里贊老師提供的第一個案例與他的著作參照閱讀，大有收穫，既感到案件本身的複雜性，又明白了如何應用材料來討論審斷的每一個程式和重要原則。如里老師書中第三章指出「告則理」、「理不一定准（審）」、「審不一定斷」、「斷不一定依律」的程式，參之第一個具體案例檔案，則看明白了各份檔案處於何種審斷程式之中。不僅如此，里贊老師最後要指出的問題則是有關當今現實社會極待轉變的觀念：傳統時代的州縣審斷是政務，而非司法，它是以化解糾紛、維護地方穩定為出發點的。
二、進入歷史現場，體察社會細節
此次研習營緊鑼密鼓實地考察成都周邊各地，給我帶來了許多新的啟發。比如里贊老師余論中有關晚清州縣審斷過程中「社會」缺位元部分的論述，鄙意以為這是材料所限帶來的「假像」。因為里老師主要依據的是已經進入審斷程式的檔案，這些檔案雖多少有親族、鄉黨、紳首的活動和調解，但最終還是走入了狀告的道路，才得以形成如今看到的檔案。若以這些檔案材料為主而忽視民間大量存在的宗譜、契約、碑刻中的成功調解糾紛、達成協議的例子，自然會感到「社會」有些缺位。關於這一點，2011 年 8 月 22 日考察都江堰時，我在離堆之上的伏龍觀抄錄了一通清代四柱方碑，給我提供了一個史料支援。其全文如下：
面之一：
從來樹碑者以其事可當為定規昭永之計也。緣五陡河始自灌縣下達郫邑，約長八十餘裏，河之流派兩邑，共十余堰之支分，灌溉共數千余戶之田。自來兩邑不過臨春堆堵引水上河，兩邑淘修之例未定，致使河水欠缺、灌溉不通，一值耕疇之時兩邑互爭，曆有年所。乾隆二十三年兩邑農民籌議總理堰長數人，每值秋收，同為首領兼修，定例於今三年，兩邑田畝旱潦有備，共用太平之福矣。為捐資樹碑，定立規例，永杜爭端。是為序。
灌縣工房
陳瞿 李儒
面之二：
□底寬一丈二尺沿河淘修
面寬□一丈六尺去沙石一尺五寸深裝籠堆砌魚嘴高五尺寬八尺
□□修一百五十四丈去沙石一尺五寸深
龍飛乾隆二十七年桂月二十五日 吉旦立
面之三：
五陡河
灌縣分水大小共二十三導堰載糧五百六十兩
郫縣分水大小共二十五導堰載糧五百一十三兩
面之四：
永垂千古
碑記
灌縣堰長 曾子仁 鄭國泰
郫縣堰長 駱文耀 劉 □
□ □ □ □
特調四川成都府灌縣正堂加一級紀錄十四次記功一次又記大功 林
特授四川成都府郫縣正堂加三級紀錄五次又記大功一次 沈
地主吏員 陳 □
灌縣工房吏員 李 儒
郫縣工房吏員 姚 □
乾隆二十七年的四方石柱碑，具有許多重要意義，它顯示了清代維修都江堰的財政變化和社會管理的層級機制。單就灌、郫兩縣農民在耕疇之際爭水所帶來的各方協調來看，「社會」並未缺位。
岷江自魚嘴和離堆分流形成外江和內江之後，五陡河是內江以下的一條流經灌縣、郫縣的重要支堰。據《灌縣誌》載，從內江的北岸分水的三泊洞，三泊洞在郫縣境內下游的左岸分水為走馬河，走馬河下游的西岸再次分水則為五陡河。五陡河長 80 餘里，它還有 10 餘條支堰，能夠灌溉灌縣、郫縣數千戶農民的田地，五陡河最後流入溫江縣境內。灌、郫兩縣農民過去只是到了春季時才臨時到都江堰來堆堵引水，把上游之水堆堵到了五陡河，一旦河水欠缺時，五陡河水自然成了兩縣農民爭奪的資源。
為了解決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灌、郫兩縣農民「籌議堰長數名」，「每值秋收，同為首領兼修」。 淘修的物件則是都江大堰，按照「底寬一丈二尺沿河淘修」，兩縣得水農民按照「去沙石一尺五寸深」的規定深裝竹籠，按照「高五尺、寬八尺」的規定堆砌魚嘴。兩縣的多名堰長共同領導兩縣農民淘修都江堰、堆砌魚嘴。這套辦法實行了三年後，灌縣、郫縣的正堂官員出面把這套辦法確定為「規例」，再由兩縣工房吏員參與監修，並立碑記之。五陡河的例子表明，民間社會在用水糾紛中自我協調在先，達成協議後其實行的成效不錯，縣級政府則予以正式承認。
不過，這通碑文也顯示了兩縣政府在協調民間社會糾紛中的強力措施。清代雍正年間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推行「攤丁入畝」，四川省也進行了清丈田畝，都江堰每年維修費用也朝量化方向發展，成都平原受都江堰水的 14 個州縣（成都、華陽、新都、溫江、崇甯、彭縣、新繁、金堂、新津、雙流、漢州、崇慶州、灌縣）「計畝攤銀」，據《灌縣誌》載，共攤銀一千二百八十二兩餘。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上諭規定「堤岸閘壩等工程俱動正項錢糧應用，其從前捐輸各項，自乾隆元年為始，一概革條」。因此，乾隆前期都江堰維修費用本應出自四川省的「正項錢糧」之中，14 個受水州縣不再攤派捐輸各項。然而，乾隆二十七年的碑文顯示，地方政府利用兩縣農民用水糾紛的機會，又向灌、郫兩縣的農民強力攤派淘修都江大堰的勞役。
不論地方政府在民間社會自我協調之中是採取了強勢介入、積極引導的手段還是袖手旁觀的姿態，這通碑文反映了民間社會具有自我協調的功能，是無可置疑的。
這次有機會參加研習營，聽到各位老師的研究成果，是我等晚生的極大幸事。正如羅志田老師在綜合發言指出的，「希望（這次研習營）能夠打破頭腦裏的那些條條框框」。
感謝蔣經國基金會和宋慶齡基金會提供的這次研習機會！感謝全程為我們學員服務的諸位助教、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