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十天的巴蜀文化研習營讓我對四川地區的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收穫甚多。在「器物中的歷史」演講裡，霍巍與王獻華老師分別從三星堆的考察經驗與巴比倫尼亞的史料學提出他們的研究心得。考察四川廣漢三星堆之前，它對我僅僅是考察研究的一個名詞。考察之後，我開始對中國遠古文明起源說感到興趣。第一個關心的議題是中國文明是否源自於中原地區，且隸屬於一個單一文化的王朝政體（夏商周到西周王朝的衰敗），或者在夏商周王朝之前，中國文明的形成其實是呈現多元性的發展。在相關研究上，我注意到王明珂先生兩篇傑出文章可以與三星堆文明進行對話，第一篇是〈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與第二篇〈「驚人考古發現」的歷史知識考古－兼論歷史敘事中的結構與符號〉。[1] 簡言之，第一篇論述中國周邊非漢族藉由「黃帝」與「炎黃」等共同祖源的觀念，向華夏中心進行「攀附」過程（誇耀、歧視與模仿）。我認為這個觀念有助於理解三星堆文明與華夏文明之間的互動過程。第二篇作者以「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與「邊緣研究」（border study）討論蜀地與吳地如何在「華夏化」的過程中失去本身的社會歷史記憶。
在「圖像與歷史」的討論中，黃進興老師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歷程：從蘭克學派到年鑑學派，從史料史學到後現代史學，並論及不同學派在歷史研究上的發展歷程。此外，黃老師以自身習史的經驗勉勵我們進行史學研究。陸揚老師利用「晚唐五代節度使墓葬」的案例說明如何結合圖像與歷史研究。相關的西方研究有柯嘉豪的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他以椅子、經書與寺院等佛教器物進行歷史研究；于君方的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討論觀音形象在中國轉變的過程。此外，白瑞霞 (Patricia A. Berger) 在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利用圖像、銘刻、佛教文物，討論清朝政治權威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展現出來。圖像與歷史的研究一方面結合文獻分析與田野考察，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在歷史研究上要注意史料的複雜性與文本性。
在主題三「宗教與醫學」討論上，林富士老師利用「祝由」一詞展現了他多年來研究道教與醫學的功力，他詮釋「祝由」一詞的意義以及「祝由醫學」的基本條件、修練過程、醫學禁忌與遵守原則等。另外，李孝悌老師思考歷史研究普遍性與地方性的問題，由於我也是研究明清中國，因此對於李老師的研究特別感興趣。他將明清士大夫的研究從文本帶入田野，從冒襄、鄭板橋、顧起元、王士禛、甘熙到黃道周等個案，闡釋明清士大夫研究應該要結合地方田野的調查方能建構出較完整的個人生命歷程與大的歷史背景。在明清研究領域內，西方學界曾注意到城市史的研究，也注意到明清朝代轉變間的複雜面向，但甚少從個人的角度討論上述議題，因此李孝悌老師的研究恰好提供我們關注士大夫在個人生命歷程、城市間遊移以及不同朝代轉換的複雜面向。在相關研究方面，William Rowe 的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他討論一個湖北村鎮麻城與叛亂之間的關係（保甲制度、團練和社會動員等關係）；梅爾清的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討論士大夫與城市建築、文學編輯和地方性活動在明末清初呈現的複雜認同；司徒琳的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則提出我們應該透過中國與鄰近國家之間的歷史活動來理解清代中國，將其置放在全球史的架構中觀察。
主題四「清代四川的州縣制度與地方社會」，里贊老師與日本學者滋賀秀三及美國學者黃宗智進行對話。在他精湛的研究裏，我們看到晚清四川南部縣的訴訟案件的複雜性。這提醒我們一個重大課題：在近代司法體系尚未進入中國之前，州縣觀如何判案？。在里贊老師講解下，許多今天被視為刑法與民法的案件在清代中國都被歸類於「行政事件」，其訴訟與解決過程非常多樣。在相關研究方面，蘇成捷 ( Matthew Sommer ) 在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論述清代中國（特別是十八世紀）的司法在性別議題上，歷經了從社會身份 (social status) 到以性別 (gender) 為中心的轉換過程。換言之，過去司法只針對上層階級與士大夫在性別議題上進行處分（賣妻或典當妻子等），到了十八世紀的中國，因為清代刻意提倡家庭價值，處分擴大到社會所有階層，包括下層的僕人、寡婦、妓女與老百姓等。里贊老師的研究帶領我們重新理解清代地方官府如何理解並實踐司法，也教導我們重新認識司法檔案的重要性與複雜性。
在第六講「學術與詩文中的蜀文化」，我們閱讀杜甫短居成都時留下的詩文，史料豐富但分析不易，因為詩文作品常用隱喻的手法呈現，其表達的意義十分複雜多面，史學工作者非常需要文學批評的訓練方能分析這些詩文代表的意義。
在十天的研習營中，除了上述提到的講座外，每天下午都進行田野調查，將文獻中所學與田野所見進行比對。我們參觀了三星堆、金沙文化、王建墓、三聖鄉、青城山、洛帶客家聚落、杜甫草堂、峨嵋山和成都的茶館。過往我們習慣在文本與文獻中認識歷史，藉由這次研習營的安排，我們來到歷史現場，進行第一手的考察。曲終人散之際，我很感謝師長的鼓勵與學員的參與，也很期待下次研習營的到來！
[1] 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3.3 (2002)；〈「驚人考古發現」的歷史知識考古－兼論歷史敘事中的結構與符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6.4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