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齋、博物館與田野之間
此次我有幸被選中，參加了由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蔣經國基金會、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以及宋慶齡基金會合辦的「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活動。研習營共有十天，本來並不算短，然而現在回想起來，總覺得這十天過得很快。與時間匆匆相對的，是活動內容的密集、豐富與新穎。
籌畫此次歷史文化研習營的初衷，正如活動的主辦者所說：「計畫的基本目的有二：一在培養臺灣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博士生和年輕學者，前往中國大陸作田野調查的興趣與習慣，並希望透過實際的田野考察和地方視角，對文獻有深刻而新鮮的體認與解讀。二在促進兩岸文史科系的博士生和年輕學者深入而密集的知識交流與激蕩。」我認為這兩個目的都已實現，對於這次研習營，我有如下幾點體會尤為突出，在此略陳所感，與諸君分享。
首先是研習內容的地方性特色。這次研習營以「巴蜀文化」為主題，課程內容都圍繞著四川歷史文化進行設置，從史前的三星堆、金沙遺址，到中古的杜甫成都詩、五代王建墓，再到晚近的四川移民會館、蜀中經學，直至當代成都茶館文化，無不緊扣著巴蜀文化這個主題，體現出強烈的地方視角與區域性特色。我認為地方性可以在兩個層次上進行理解：首先是研究課題與史料選擇的地方視野，比如人類學家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對成都平原鄉村集鎮的調查、里贊教授對四川南部縣檔案的研究都屬於這個層面。除此之外，地方性的深層涵義則是強調對當地人想法（native think）的尊重，這是一種文化內部的立場，它與站在文化外部進行解讀——即所謂「他者」（otherness）強加的歷史觀——甚為不同。後一個層面包含著對方法論的思考。
其次是主辦者對田野研究的重視。眾所周知，田野考察是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而傳統史學則主要關注精英階層文本與經典文獻。當代學者越來越注意到經籍與田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與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上層歷史（history from above）與下層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配合與互補，逐漸認識到田野考察和搜集田野文本（如碑誌、譜牒、地方檔案、口述史料等）是全方位理解歷史文化的重要方法，尤其是理解地方史、平民史、心態史和文化內部人想法的主要途徑。研習營的主辦者顯然十分瞭解田野工作對於史學傢俱有的重要意義，在研習營計畫中，田野考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考察物件包括峨眉山佛教文化、青城山道教文化、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三聖鄉、洛帶客家聚落、四川茶館文化等，誠如研習營計畫宗旨與目的中所說：「在研究取徑上，除了受到人類學和村落為重的範式的啟發外，我們也將從成都悠久、豐富的歷史文化中汲取養分。換言之，我們將整個成都及周邊地區當成田野的物件，文獻的範圍也從村落的碑銘、譜志等擴及古代菁英階層的文獻。」
最後談一下我對交流與互動環節的感受。文獻研讀和綜合討論是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個環節，它被安排在晚上，來自不同研究領域及文化背景的學員們相繼陳述各自的學術見解，而且經常能聽到其他學員對發言者的觀點表示贊同、補充甚至質疑的聲音。綜合討論一直持續到深夜，討論結束時仍有很多學員尚未盡興，在走回賓館的路上、在賓館大廳甚至到了房間裏，還針對各自感興趣的議題彼此交流著看法。這種深入的交流與互動在其他同類學術活動中並不常見，它無疑是此次的研習營一大亮點。可以肯定，若干年之後我仍能對這次研習營中的研討情景記憶猶新，它已經成為我美好回憶的一部分。
最後向此次研習營的主辦方和承辦方致以深深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