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四川的嚮往由來已久。但出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機會去四川看一看。非常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四川大學歷史學院、還有蔣經國、宋慶齡基金會。承蒙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熱忱，以及對學術事業發展的支持，共同舉辦了這次巴蜀文化研習營，使我終於有機會能夠到「天府之國」感受這裏獨特的文化，了卻了我十幾年的夙願。
在從上海到成都的飛機上，讓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連綿不斷的大巴山。雄偉的大巴山把四川盆地與長江中下游平原隔絕開來。而秦嶺、橫斷山脈與大巴山共同將四川盆地夠成一個完整的地理單元。此次研習營總結會上，研習營發起者羅志田教授曾經概括巴蜀文化的特點是「獨立」。我想，地理形勢的獨立也許是造成巴蜀文化卓而不同的重要原因。
此次研習營為學員安排的內容非常豐富，既有高品質的學術報告，也有實踐性很強的野外考察，還輔之以「川劇」、「茶館」等極富地方特色的體驗活動。我本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漢史，受自身研究方向的限制。此次研習營有關古蜀文明的報告和考察令我印象最為深刻。
二十世紀以來，考古工作者在黃河流域做了許多工作，大量古代遺址、墓葬、古文化遺存的發掘使我們對黃河流域的青銅文化有了深入的瞭解。這也使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我國青銅文化主要以黃河流域的文化類型為代表。雖然長江流域也有零星青銅文化遺存發現，但這些文化大多被認為是受中原青銅文化的影響發展起來的。而上世紀 80 年代，廣漢三星堆祭祀坑的發現，大大突破了學界的既有認識。此次研習營，我們有幸請到了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的親歷者魏巍先生，他系統地介紹了三星堆發現的經過，主要出土器物類型及特點，還有他本人對三星堆相關問題的思考。而當天下午，主辦方就帶領大家前往廣漢市三星堆遺址和博物館進行實地考察活動，使我們有機會瞭解三星堆祭祀坑所處地理位置和周圍環境，並對三星堆出土器物有了直觀的瞭解。主辦方的安排可謂「獨具匠心」，而收到的效果也非常顯著。上午充分的背景知識介紹，結合下午的實地調查，使學員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對三星堆文化有了非常深入的瞭解。在晚上的合議討論中，大家對三星堆文化的起源、特點和最終去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可見這一天的安排令大家收穫頗豐。對我而言，以往我對三星堆的認識，僅僅停留將其視為一種地方青銅文化類型。而經過一天的學習，使我注意到三星堆文化獨特的地域風格，特別是三星堆某些文化因素帶有強烈的自身特點，與其他文化類型皆有差別，這不禁讓人思考四川地區古代文明很有可能具有獨立的發展模式。我們對於長江流域的青銅文化應當有新的評價和新的認識。
就如同我對三星堆文化有了更為深入、更為切實的感受一樣。此次巴蜀文化營給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充分認識到四川地方文化和地方文獻的豐富性，而這些是我以往所不注意的。比如說，此次三星堆文化研習過程中，我注意到四川地方學者多次引用西漢揚雄的《蜀王本紀》，而對於這部書的情況我並不瞭解。巴蜀文化營結束以後，我特地對這部書的情況進行調查。得知該書雖為揚雄所作，但唐代以後便已佚失，目前只有隻言片語流傳至今。清代學者嚴可均曾對散見於史籍的《蜀王本紀》語句進行輯錄，從而形成了一個《蜀王本紀》的輯本。在讀過嚴可均的輯本以後，我發現《蜀王本紀》記錄有豐富的歷史資訊。一些記載可以解決一些眾訟不清的問題。例如，西漢武帝末期至宣帝初期在今四川盆地曾短暫設置過汶山郡，但關於汶山郡的轄域範圍，一直搞不清楚。周振鶴先生在《西漢政區地理》中曾推測汶山郡應在今天汶江流域，大致管轄《漢書•地理志》蜀郡汶江沿岸的蠶陵、湔氏、汶山、廣柔、綿慮五縣。對於這一推斷，周先生保守的說「大體當符合實際」。而在《蜀王本紀》中卻有這樣一條記載：「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對於禹是否生於汶山暫且不論，此條記載表明，西漢時期的汶山郡確實管轄有汶江流域的廣柔縣。可見周振鶴先生對西漢汶山郡轄域範圍的考訂是準確的。《蜀王本紀》的這段記載是研究西漢政區的重要史料，如果不是受巴蜀文化營的啟發，我不會注意到《蜀王本紀》這樣冷僻的文獻。
幾天的巴蜀文化研習營，使我對巴蜀地方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結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我開始關注秦漢時期巴蜀地區的歷史發展。以往我憑直覺以為，西漢時期的巴蜀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但是在對相關史料進行精讀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戰國末期，巴蜀地區才被秦國兼併，在巴蜀剛剛納入中原政權時，當地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直到西漢初期仍被中原人視為蠻荒之地，通常作為流放犯人的場所。巴蜀地區的迅速發展其實是景帝、武帝以後的事情。我本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西漢侯國地理》，主要研究西漢侯國地域分佈。此前，我注意到前人以為劉邦在分封功臣時，將部分功臣被分封到巴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什邡侯雍齒。在瞭解到西漢初年的巴蜀開發狀況後，我對這一說法產生懷疑。通過一一比對，發現前人所指認被分封于巴蜀的功臣多不可信，這些人的封地並不在巴蜀，而是後人因不清楚地理沿革，隨意指認的結果。特別是被認為明確分封在廣漢郡什方縣的雍齒，我現在比較有把握判斷這一說法也不可信。這一錯誤源于《水經注》的記載，是因酈道元根據地名相似性誤定侯國方位造成。我目前已經開始動筆探討這一問題，相信不久即可得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總之，此次巴蜀文化研習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學術研討、交流活動。在近十天的研習過程中，我們加深了對四川地方史和地方文化的認識，有幸聆聽了兩岸著名學者的治學方法和經驗，結交了不同研究領域的新朋友，特別是這次活動為兩岸青年學者搭建了一個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的平臺。我相信，此次巴蜀文化研習營的影響也許會持續幾十年。我衷心地希望以後能有更多類似巴蜀文化研習營這類成功的學術交流活動得以舉辦，也祝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四川大學歷史學院能夠取得更為突出的學術成績。最後，我還要感謝四川大學歷史學院為此次研習營順利舉辦而付出辛苦勞動的老師和同學們。感謝你們對每一位學員的關心。
馬 孟 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