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歷史研習營已經將近二十年之久，由當時還在史語所的人類學組主任杜正勝老師開始，以前鎖定的是國內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希望能打破校際之間的限制，從不同的主題討論歷史研究的方法、課題與視野，由杜老師所寫的研習營宗旨，讀來仍覺得相當有生命力：「學術所以能生生不息，不斷增進，方法是很重要的，但學術精神更為重要，歷史研習營毋寧更重於學術精神的陶冶，方法以至於其他更具體的技藝，透過研習，自然會獲得。」

　　八月中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中國的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合辦了「第一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巴蜀文化」，兩岸之間歷史學界的正式與非正式交流已經是常態了，大學與大學之間暑期的學生往來，或是教授互訪、教學也已經相當頻繁，史語所掌握相當多的資源，名聲又如此響亮，組織性的舉辦兩岸之間的活動，再加上我的專業也是四川古代史，躬逢其盛，根據網頁上的計劃宗旨：「一在培養台灣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博士生和年輕學者，前往中國大陸作田野調查的興趣與習慣，並希望透過實際的田野考察和地方視角，對文獻有深刻而新鮮的體認與解讀。二在促進兩岸文史科系的博士生和年輕學者深入而密集的知識交流與激盪。」參加的成員是台灣與中國籍於本地或在國外攻讀文史相關的博士生與年輕教師。

　　我感興趣的一點在於史語所為什麼選擇地方史、地方文化作為第一屆兩岸歷史研習營的主題。 這一次史語所與川大合辦的研習營當中，以區域文化為主題，同學與老師所關心的在於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問題，中國這樣廣土眾民的國家，什麼是普遍的存在，什麼是地域性的特色，普遍性的制度、想法與理念在地方視野中會有什麼變化，同樣一種制度，在不同的地方由於實踐上的差異即會產生不同。

　　中國地方史的研究隨著研究視角的不同、方法論的差異和各地檔案、資料的公布，不管是在西方的漢學界或是在中國，都出版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一個村落、一個城市或是擴大到整個中國南方都可以算是一個「地方」，「地方」相對於「空間」在於「地方」具有文化與歷史的概念，歷史的過程當中造成每個「地方」的生活經驗產生差距，在各式各樣的歷史因素下，在不同的地方產生不同的文化與生活經驗。

　　
　　在中國，雖然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前主要由馬列主義為主導的歷史研究和以國族為核心的歷史敘事方式，但華南學派（指的是由傅衣凌在廈門大學與梁方仲在中山大學所留下的學術傳統和其學生）的努力，仍然在區域研究的領域當中，留下了不少出色的研究。

　　在西方學界，1980 年代 James L. Watson 所提出的關於晚期中華帝國的「文化標準化」的文章，他認為到了帝國晚期，中國各地之間即使有不同的文化差異，但各地之間在整體上已經形塑了文化上的「標準化」。由此，許多學者展開不同的論述。對於中國地方史的研究者而言，傳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一直是研究者的重要切入點，目前大部分學者都主張應該要給予地區文化更多的主動性，然而，在科大衛的模式中，認為地方社會主動且積極的參與王朝國家的建構，研究中國的地區歷史，就是研究地方如何整合成王朝國家的一部分，這樣的思考方式雖然以下至上來回答這個問題，仍然將地方置於王朝國家的一部分來思考，仍以當代民族國家的思考投射至研究的對象，地方的主體性仍舊無法彰顯。

　　或許我們應該拋棄中央／地方的二元式思考，「地方」不一定相對於中央，地方歷史的研究者，應該要思考的在於「地方」作為一個歷史的研究對象，它在我們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如何被認識，「地方」之所以相對於中央，在於一個村落如果作為一個王朝或是國族歷史下的村落，它將在階層性的框架中被認識，它將只是作為國家的邊緣角落被理解，在這樣的架構下，投射到歷史的建構當中，地方史就成為一個一個區域整合進入大一統文化秩序的過程。

　　但是，如果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加入更為寬廣的視角，在不同的視域下與研究方法下，從文化和經濟各種不同的生活面向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群如何理解、認識與選擇自身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歷史將會更加的認識人類生活的軌跡。

　　這樣的生活軌跡往往不會透過文獻本身透露出來，除了一般的傳統文獻、地方志和檔案外，地方史的研究者還必須透過田野調查和搜集材料的過程，進一步的理解實際的生活空間，透過當代的 GIS 科技，研究者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理解人群在地方當中如何活動，將生活的不同面向放進研究資料與方法當中，更加豐富的理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