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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內容
單元九：台灣瘧疾史(顧雅文）
一、宗旨與目標：
瘧疾在臺灣人的集體記憶中有著明顯的世代區隔。年輕一代對此一疾病感到陌生，只有在已根除瘧疾的光輝歷史為臺灣加入WHO說項時，瘧疾才以可怕的傳染病現身。事實上，瘧疾曾經是過去的臺灣人熟悉到近乎稀鬆平常的生活經驗，日語的「麻拉利亞」甚至成為臺語的一部分。本單元將從史學觀點介紹瘧疾這個臺灣歷史上的重要疾病，並試圖與同學討論在帝國與科學、殖民與醫學、疾病與環境、戰前戰後的斷裂與繼承等脈絡下，一個疾病所能映射出的歷史意涵。
另一方面，疾病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自1970年代以來逐漸受到關注。早期的古典著作，除了補足此一長久受到忽視的歷史事實，並強調傳染病在扭轉戰役、推動衛生制度時扮演的關鍵角色。近年來，以社會史、科技史、環境史、殖民史等各種歷史視角分析疾病的著作，為觀看疾病開展了更寬廣的視野。本單元的設計，一方面讓同學成為歷史的偵探，拼湊出臺灣瘧疾的歷史故事，同時亦指引學生在上述多元視角的洞見下，探究瘧疾在臺灣史上的重層意義。
二、教學大綱：
1. 帝國南進與日本的瘧疾學： 說明日本的「瘧疾學」是在帝國南進的過程中逐漸發展，了解日本南進的歷史才能掌握日本瘧疾學知識的進展。 a. 牡丹社事件與瘧疾：瘧疾依感染人類的瘧原蟲特性而分為間日瘧、三日瘧、熱帶瘧及卵形瘧。日本本土僅有症狀較輕微的間日瘧，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人在臺灣首度遭遇惡性的熱帶瘧。 b. 琉球占領與瘧疾學：1879年日本出兵琉球，廢琉球王國而設置沖繩縣，再度遭遇熱帶瘧等惡性瘧疾，為了明瞭此病的詳細情況，明治政府派遣許多學者前往該地進行調查，現地調查結果與西方學說揉雜在一起，此一瘧疾學的新知識也成為1895年駐臺日軍預防熱病的最高指導原則。 c. 臺灣殖民與瘧疾學：1895年日本殖民臺灣之際，西方的「蚊媒說」透過軍陣醫學引進日、臺，醫科出身者也開始在臺灣進行瘧蚊的採集與飼育實驗。殖民地臺灣成為觀察瘧蚊的場域，帶出更多瘧疾的相關研究。 d. 瘧疾研究有助於帝國擴張，另一方面，日本帝國的南進才讓瘧疾學的發展成為可能。
2.殖民政府擺盪的瘧疾防遏方針： 說明日治時期的防瘧如何在「對人法」與「對蚊法」間擺盪，並探討其背後的經濟、社會因素。 a. 先導性的防瘧試驗：1906年，自德國留學歸國的木下嘉七郎受總督府之託在甲仙埔採腦拓殖會社進行防瘧試驗，選擇以奎寧定期定量治療並預防。木下早逝，1909年，總督府委任基隆醫院長代理羽鳥重郎為防疫醫官，以北投為實驗地區。為使奎寧的使用更有效率，羽鳥僅對帶有原蟲者及脾腫患者投藥，成為往後實施「對人法」的原型。 b. 1910年代的防瘧方針：1911年開始設立瘧疾特別防治區，實行「對人法」，1913年以法令規定防治區內人民強迫採血及服藥的義務。但防治區的區位顯示此一醫學政策背後的經濟考量。 c. 1920年代的方針轉換：1920年代更全面實對「對蚊法」，此一方針轉變必須放在1920年代的時代與社會脈絡中來理解。
參考文獻：原始史料3
3.瘧疾流行與環境變化： 說明日治時期瘧疾死亡率穩定下降，罹患率卻不然，原因之一是開發造成的環境變化。 a. 死亡率、罹患率與原蟲率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變化：死亡率持續下降，罹患率於1931年後還出現上升的傾向，尤其臺南州為甚。 b. 嘉南大圳開發造成的環境變化是造成南部瘧疾流行的原因之一：「開發原病」論成為傳統殖民醫學史書寫的另一種反思。
參考文獻：原始史料4
4. 戰後瘧疾的根除： 以歷史上較有意義的時間點說明戰後瘧疾防治至根除的過程。 a. 1946年，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於臺灣設置野外研究所，著眼於防治整個中國的瘧疾。 b. 1949年，洛氏基金會因政治因素從臺灣撤退，農復會編列衛生預算支持臺灣省瘧疾研究所的運作，目的在於培養一般公衛人才，建立臺灣的地方衛生網。 c. 1951年，內政部衛生司、臺灣省衛生處、農復會、臺灣省瘧疾研究所、美援運用委員會及WHO一同訂立瘧疾控制計畫，才真正著眼於臺灣瘧疾問題的解決，但此時並未有根除瘧疾（eradication of malaria）想法，而是為控制瘧疾（control of malaria），最初控制計畫只訂了四年。 d. 1955年，世界衛生大會的防瘧概念有極大轉變，由控制轉向撲滅，DDT扮演的的角色亦從殺蟲改為切斷瘧疾感染途徑。此概念影響臺灣防瘧甚鉅，防瘧計畫改成撲瘧計畫，並延長兩年。 e. 1958年後，提出五年監視計畫，進行積極搜索與「肅清」。最終於1965年根絕瘧疾。
三、問題討論：
1. 閱讀原始史料1，你認為當時的「弛張熱」及「間歇熱」最可能是今日的什麼疾病？ 2. 閱讀原始史料2，在三浦守治的「臺灣熱預防法」中，臺灣人的地方知識是否發生了作用？ 3. 日本帝國的瘧疾學知識在西方知識與「在地」經驗中的交錯中發展出來，而這裏的「地」指的是越來越往南擴大的日本帝國。在上述的故事中，科學知識是如何流動的？科學與帝國的關係為何？ 4. 閱讀原始史料3，想像你是那個時代的農民，你是否歡迎這個撲滅瘧疾的政策？ 5. 殖民政府選擇哪一條路線來防瘧，除了以行動者的個人經驗這種歷史的偶然性來解釋外，更需要捕捉的是那個時代隱藏在經濟、政治或社會中的結構性因素。請討論「對人法」與 「對蚊法」政策背後非科學的因素。 6. 從殖民前的軍醫到殖民時期的官員，都將瘧疾的病因論賦予一個環境上的意義，亦即認為瘧疾的好發與殖民地臺灣環境因子密切相關。只是「固有之惡」的定義從有毒的空氣、帶有原蟲的水，換變為適於瘧蚊孳生的環境而已。在此邏輯下，殖民時期的防瘧成為將在臺人民從此一「罹患瘧疾的必然性」中解救出來的救世主。這個邏輯不僅存在於過去的殖民論述中，至今也存在於許多歷史敘事中。上面討論的殖產開發造成瘧疾流行的故事，是否修正了這個流行的看法？ 7. 日治時期的防瘧與戰後的根除瘧疾是截然不同的方針，兩者是全然的斷裂，或者戰前留下了什麼成為戰後根除瘧疾的基礎？
四、 單元讀物：
顧雅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五、參考讀物：
1.基本閱讀：
范燕秋，〈醫學與殖民擴張－以日治時期臺灣瘧疾研究為例〉，《新史學》7卷3期（1996.9），頁133-173。探討瘧疾研究如何提供帝國發展之必要協助，以學術成果支援政治擴張。
鄭志敏，〈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與公共衛生－以蔡秋桐小說〈奪錦標〉為例〉，《臺灣文學評論》3卷4期（2003.10），頁120-145。分析小說中警察大人、保正與農民面對防瘧作業的心態。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瘧疾防遏政策：「對人法」?「對蚊法」?〉《臺灣史研究》11卷2期（2004.12），頁185-222。為其博士論文（〈臺湾におけるマラリア流行とその防遏政策の推移〉，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5.9）之一章，探討日治時期防瘧政策在兩個路線間的擺盪。
丁文惠，〈臺灣日治時期瘧疾防治之推行〉，《人文研究學報〉42卷2期（2008），頁75-90。為其碩士論文（〈臺灣日治時期瘧疾防治研究〉，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6）之一章，強調保甲制度與衛生警察在防瘧上的功能。
朱真一，〈熱帶醫學與國際交流：森下薰與日據時代的瘧疾控制〉，《臺灣醫界》53卷4期（2010），頁62-66。介紹森下薰的生平及其於1924赴臺後的瘧疾研究。森下的《マラリアの疫学と予防 : 臺湾に於ける日本統治時代の記錄と研究》（菊屋書房，1976 ）一書是所有研究日治時期瘧疾者一定會參考的文獻。
謝獻臣，〈臺灣瘧疾：過去與現代〉，《科學月刊》21卷6 期（1990.6），頁485-489。簡介瘧疾流行要素，並以一個撲瘧計畫參與者的身分談及瘧疾成功根除的原因。
蔡姿儀，〈戰後臺灣瘧疾防治之研究（1945-4965）〉，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整理官方出版品及報告書，陳述戰後防瘧歷史。
朱真一，〈瘧疾研究所及早期服務的前輩（上）〉，《臺灣醫界》，52卷3期（2009），頁58-61；〈瘧疾研究所及早期服務的前輩（下）〉，《臺灣醫界》，52卷5期（2009），頁53-56。簡介瘧疾研究所在國際援助下的成立經過、培養的人才，強調這些人才在國際交流與國外服務上的貢獻。
郭文華、張淑卿，〈美援醫療〉，《臺灣醫療四百年》（臺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06），頁142-166。介紹美援醫療背景，其中一節說明美援下的瘧疾防治。
2.延伸閱讀：
飯島涉，《マラリアと帝国─植民地医学と東アジア広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第一章及第二章，提及日治時期的防瘧政策，及此一臺灣經驗在沖繩八重山島的作用。
顧雅文，〈植民地期臺湾に於ける開発とマラリアの流行－作られた「悪環境」〉，《社会経済史学》70卷5號（2005.1），頁67-89。為其博士論文之一章，以「開發原病」角度論述瘧疾流行與殖民時期大規模水利開發的關係。有關開發原病論的發展，可進一步參考見市雅俊，〈病気と医療の世界史－開発原病と帝国医療をめぐって〉，見市雅俊、齋藤修、脇村孝平、飯島涉編《疾病・開発・帝国医療：アジアにおける病気と医療の歴史学》，頁3-44。
劉士永，〈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移轉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王利華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變遷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393-423。文中提及日人興修水利及入山伐林，造成人口移動，改變生態條件及傳染病分布情況，把瘧疾從平原帶向山區。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臺灣史研究》18卷3期（2011.9），頁47-91。檢視抗瘧藥奎寧的原料金雞納樹之栽培歷史，並探討其與臺灣防瘧政策的關係。
蔡篤堅、梁妃儀，〈瘧疾研究所代表的臺灣醫學倫理發展意涵〉，余玉眉、蔡篤堅合編，《臺灣醫療道德之演變：若干歷程及個案探討》（臺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2003），頁105-106。
郭文華，〈尋索躲在標準論述後的臺灣防瘧奇蹟〉，《科學發展月刊》34卷 2期（2008.2），頁82-84；同一論點的更深入闡述參見郭文華，〈如何看待美援下的衛生？一個歷史書寫的反省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7卷1期（2010.3），頁175-210。第四節以戰後瘧疾防治為例，說明既有的戰後瘧疾史書寫不斷強調臺灣的進步性及國際貢獻，突顯目前的衛生孤立，已再無新意，作者提出超越國家單位的國際書寫架構，同步呈現國際衛生動態與在地回應。
Yi-Ping Lin and Shiyng Liu, 'A Forgotten War: Malaria Eradication in Taiwan, 1905-65',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83-203.分析戰前至戰後影響抗瘧成效的因素，並指出殖民時期形塑的社會如何成為戰後撲瘧計畫的基礎。
林宜平，〈對蚊子宣戰：二次戰後臺灣根除瘧疾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1期（2011.3），頁187-235。呼應郭文華提出的「超越國家單位的國際書寫架構」，探討DDT在防瘧中扮演的角色。該文帶出戰後抗瘧史方法學的進一步論述，見吳易叡，〈超越國家單位的臺灣抗瘧史－回應林宜平〈對蚊子宣戰〉〉，《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8期（2012.0），頁229-247。
Ka-che Yip (ed.), Disease,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Malaria in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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