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元五：婦女、身體與國家（郭文華）

從本單元從身體史與公共衛生角度，討論家庭計畫在歷史上所蘊含的科學與政治糾葛。本單元希望同學在上課後瞭解三件事情：

本單元主張家庭計畫是介於個人與社會，身體自主與國家控制之間，公共衛生發展的縮影。在歷史發展中，它固然與生育的親密關係息息相關，但也牽連到家庭層面的經濟維繫與國家層面的人口調控。也是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脈絡下，醫療技術（避孕或助孕）與公共衛生體制才有介入私密身體的空間。

1. 介紹家庭計畫的複雜，強調結合綜觀歷史理解與橫向社會分析的重要性

a. 歷史上生育行為的控制來自個人的社會需要。但民族國家興起後，生育也與國力，與其種族存續相關連。而進展到二十世紀，避孕也與身體自主與性解放相互糾纏，成為女性主義的討論話題。

b. 臺灣大規模家庭計畫並不是自然形成的公衛想法，而毋寧是戰後對全球人口成長的關注與美援政治經濟邏輯的交會，以壓抑生育率的方式來成就。這個計畫最初引起「亡國滅種」的民族主義情緒與爭論，之後面對的是日益興起的女性主義思潮。進展到二十一世紀，這些聲音卻融進生殖科技的論述，在「助孕」與「優生」的口號裡挑戰人體生理極限，也創造新的家庭型態。

a. 以往認為生育過程中男性給予生命，女性只提供孕育這個新生命的場所與環境而已。1827年科學家辨認出卵細胞，1843年理解精子必須與卵子結合，才會受孕，建立對現代生殖的基本認識。

b. 在不希望懷孕的時候避孕，是自古便有的人類智慧。阿拉伯商人為了不讓駱駝懷孕，在其子宮內放置阻礙著床的石頭，是子宮內避孕器之始。十八世紀情聖Casanova在自傳裡介紹避孕術，其中也包括之後德國醫師Friedrich Wilde發明，Charles Goodyear發展，用橡膠製作的子宮帽（cervical cap、contraceptive diaphragm或 womb veil）與保險套等。1832年美國醫師Charles Knowlton在其所著Fruits of Philosophy中介紹他發明的避孕溶液，可注入子宮來防止著床。

c. 控制生育的最大理由是節制產生過多子嗣（family limitation），影響其生育教養。雖然有此需要，許多社會視避孕為違背自然的行為，不但不鼓勵，甚至有不同的限制。以美國來說，十九世紀上半葉時雖然許多州將墮胎列為犯罪，實際上並未限制。在1860年代時有已經有不少處理這類需要的墮胎士（abortionist），甚至醫師也常被諮詢相關問題。

d. 1873年美國衛道人士國會通過由Anthony Comstock催生的法案，透過種種立法限制墮胎與避孕資訊的傳播，讓避孕成為棘手的科技與社會問題。家庭計畫支持者與保守社會人士不但在避孕資訊的性質上意見不同，生命的起源要如何定義也是論辯焦點。二十世紀上半葉知名的生育控制推動者Margaret Sanger，便是透過公開傳布避孕資訊與開設家庭計畫門診，反對現有法律的污名化。終於，在1930年代時醫師容許對配偶進行生育諮詢，而部分公立醫院獲准可以提供家庭計畫（planned parenthood）服務。

a. 民族國家的興起，讓生育與性從個人與家庭事務，經由人口與人力的論述，構成國家治理的要件。這個治理更在啟蒙思潮下，配合相關調查與統計更加理性化，分化出精密的治理架構、制度與論述。[1]

b. 十九世紀的優生概念讓國家關注特定族群的素質與發展，並形成生育控制的論述。比方說，主張反對避孕資訊傳播的Comstock，便指出國家需要大量穩定的家庭，但這裡所謂的家庭，顯然是相對於不斷移民的Anglo-Saxon人。

c. 在二十世紀，優生與國家發展成為支持政府介入生育控制的權威論述。在美國，家庭計畫支持者如Sanger者也無法與好生（betterment）與優生人士有所區分。德國更因為納粹政權的意識型態，正當化族群滅絕（genocide）的措施。

[1] 以德國為例，Joseph Bernd在1818年出版的Systemisches Handbuch der öffentlichen Gesundheitspflege提到「人民的健康是符合國家的利益的，而這可以透過良好組織的健康警察或公共健康組織而達成」。衛生警察的職掌不跼限於醫藥、衛生、防疫、宣導、產婆事業、孤兒託育、婚姻、垃圾處理、下水道管理、監獄衛生、驗屍等範圍，舉凡各種食物、動物、取暖燃料、油料、金屬原料、工業原料、煙酒等等的管制與檢查都由衛生警察掌握。而這些規範除了強調國家在公共衛生事務的絕對權力外，其介入目的則是維持人口成長、提供足夠並且有能力的醫師和醫療人員、以及維護並提昇公共衛生健康。以上參考白裕彬，〈臺灣日治時期“衛生警察”相關制度度的歷史起源〉演講記錄，《三角公園》，第27期（2003年5月15日）。

a. John Rockefeller三世的戰後世界考察與其人口控制的想法，以及紐約人口局的成立。

b. 美國的冷戰構想與東亞佈局，指出人口壓力對受援國經濟自主的影響。

c. 對國民黨政權而言，人口壓力比不上其執政的反攻大陸目標，也與其創建者孫中山的想法相違背，是台灣推行生育控制的政治變數。

a. 美援衛生的特色是在基本人事支出外，公共衛生乃由當地政府與援助單位，以個別補助計畫的方式進行。控制生育在符合援助者利益的邏輯下，以「家庭計畫」的含混概念引進臺灣，成為1960年代的重點衛生工作。[1]

b. 控制生育的成果需要計算與考核，因此便於統計，一裝便一勞永逸的子宮內避孕器「樂普」，成為臺灣家庭計畫最推薦的避孕方式。

[1] 關於戰後臺灣衛生所在公共衛生計畫的角色與美援的影響，請參考張淑卿所編寫美援醫學教案。

a. 1963年後臺灣出生率開始下降，至在1986年時人口自然增加率已降低至千分之十一，比「國家人口政策綱領」所預期的還要提早三年。甚至在1990年代開始，生育率無量下降與人口高齡化成為家庭計畫的新課題。

b. 1970年代開始，「助孕」的新生殖科技不斷演進，更在1990年代成為各種無法懷孕的夫婦提供希望的終極解答。

c. 相較醫療技術的強勢論述，相關法律的制訂與社會討論卻相對落後。1984年臺灣通過優生保健法，對人工流產、結紮等議題進行規範，但卻對長久以來未婚懷孕的問題無從著力。而臺灣雖然在1986年便擬定「人工生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但「人工生殖法」卻直到2007年才通過，而範圍也僅限於有婚姻關係者，無法呼應同志生育問題。另外，與生殖科技息息相關的代理孕母問題，目前衛生署也依然禁止，相關法令尚未通過。

1. 家庭計畫不是女人的事，為什麼？為什麼家庭計畫與醫療操作的演進，與政府的人口控制息息相關？

2. 臺灣的家庭計畫以「降低生育率」為工作目標。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來，這樣的操作會有什麼問題？

3. 臺灣的家庭計畫以「降低生育率」為工作目標。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看來，這樣的操作會有什麼問題？

4. 大部分的避孕/助孕技術都使用在女性上，你認為這對女性是否公平？這對她們的身體自主會有什麼影響？

5. 人口控制與家庭計畫的關係一直曖昧不明，而人口遷移是一個重要關鍵。試著用這個角度，談談新移民的問題。

作為具有特殊社會意涵的公衛操作，一般醫學史裡沒有家庭計畫或生育控制的專門章節，但公共衛生教科書或網站上卻不乏相關介紹。例如，美國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出版的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MMWR），便以「公共衛生的成就」為題介紹家庭計畫的歷史（”Achievements in Public Health, 1900-1999: Family Planning”， MMWR，48(47)：1073-1080，1999）。因為臺灣執行生育計畫的成果，此間重要的公共衛生學教科書《公共衛生學》（第四版，巨流，2007）裡，也有一章介紹（孫得雄撰，「人口與家庭計畫」），是從公共衛生觀點認識家庭計畫的基本讀物。

如本單元主張的，家庭計畫牽涉個人與社會，攸關身體自主與國家控制。因此，在性別與族群研究的脈絡下有一些成果。以臺灣來說，醫療社會學者劉仲冬的歷史回顧（〈國家政策之下的女性身體〉，收入其所著《女性醫療社會學》，女書文化，1998）是最典型的批評。此外戰後臺灣以生育率控制為中心的「家庭計畫」，有郭文華從美援醫療模式出發的評估（〈婦幼衛生與家庭計畫：一九六○年代臺灣公共衛生〉，收入劉士永主編《臺灣醫療400年》，經典，2006），是掌握家庭計畫性質的入門參考。以下以生育控制歷史、性別研究、臺灣家庭計畫、新生殖科技等項目，列舉其他相關的文獻。

Michel Foucault著，尚衡譯，《性意識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桂冠，1989。本書是醫學史家傅科的名著，討論「性」這個私密領域的主題是如何在現代性的歷史發展中，開展不同的論述方式與權力操作機制。在書中作者並未直接探討家庭計畫相關課題，但卻提醒讀者國家對人口的控制，間接宣示其對性的管理與宰制。這個想法也在其1977-78年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安全、領土與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的年度講課裡，有更深入的闡釋。

Rosalind Pollack Petchesky，Abortion and Woman’s Choice: the State, Sexuality, and Reproductive Freedom（Longman，1984）。本書從婦女權益與身體自主的角度，回顧墮胎在美國的歷史與社會問題。雖然這本書的出版時間較早，並且作者維護婦女自主選擇（pro-choice）的立場鮮明，但本書精要整理生育控制的歷史，並分析避孕藥與其社會影響，是全面瞭解家庭計畫的複雜性與相關爭議的佳作。

Janet Farrell Brodie，Contraception and Abortion in 19^th-Century Ameri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本書耙梳十九世紀美國生育控制活動的發展與公共論辯，呈現家庭計畫的技術發展、概念糾葛，與社會影響。在1830年代前，生育控制是私密的個人需求，藉由婦女網路來分享。但隨著避孕資訊的傳播，家庭計畫也成為公眾議題，牽涉到不止是生育，而且是對婦女性活動的控制。也因為這些考慮，將美國推向將避孕視為嚴重犯罪的道路。

Carole R. McCann，Birth Contro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6-1945（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本書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的生育控制運動成功扳回嚴格立法限制的經過。作者雖然強調主導運動的Sanger的個人魅力與努力，但她也指出在更動既有社會規範的政治過程中，生育控制論述與優生意識型態、醫療專業與社會工作者之間的協調。

Atina Grossmann，Reforming Sex: The German Movement for Birth Control & Abortion Refor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本書從醫師與生育控制推動者的活動為中心，分析戰前戰後德國墮胎除罪化的轉變。雖然作者同意優生概念助長了國家的介入甚至是之後的族群滅絕，但她強調這群人並非單純隨政治起舞，而這個立法改變也不是平順而毫無爭議。甚至這些討論也延續到戰後相關法案的討論。

Bernard Asbell著，林文斌，廖月娟譯，《改變世界的藥丸：避孕藥的故事》（The Pill: A Biography of The Drug That Changed The World）。天下，1999。本書以口服避孕藥的研發與使用為主軸，生動描述生育控制的歷史變遷，避孕藥研發過程的無心插柳，核准上市的爭議與副作用疑慮，與其社會影響。

Carl Djerassi著，邱紫穎譯，《性．藝術與永生：避孕藥之父避孕藥問世五十週年省思》（Sex, Art, and Immortality: This Man's Pill: Reflections on the 50th Birthday of the Pill），聯合文學，2004。Carl Djerassi是第一個合成口服避孕藥的科學家，也是知名的科學小說家與劇作家。本書是由他在口服避孕藥五十週年時的回憶The Man’s Pill為基礎，加上其他相關文章所翻譯而成。對於Djerassi的生平與發明避孕藥過程有興趣的讀者，還可以參考The Pill, Pygmy Chimps, and Degas’ Horse: the Remarkable Autobiography of the Award-Winning Scientist Who Synthesized the Birth（Perseus，1993）。這是他在口服避孕藥四十週年紀念時所出版的自傳。

Faye Ginsburg與Rayna Rapp合編，Conceiving the New Worl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本論文集收錄23篇論文，分從生育控制的政治、生殖階層化、反思人口、生物學與社會政策、在危險環境下的生殖與其後續、新生殖科技的新政治，與生殖的政治課題等主題，展現在不同社會脈絡下，環繞在生殖的種種政治考慮（politics of reproduction）。本書雖然不是歷史學作品，但其處理課題卻對我們思考歷史上的生育控制，有許多呼應與啟發。

Janet W. Salaff，State and Family in Singapore: Restructuring an Industri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本書分析1970與1980年代新加坡的國家發展與家庭變遷，提供一個不以生育控制為描述重點，東亞家庭計畫的歷史論述。作者從安全家戶（secured family）的引進為切入點，整理在工業轉型前後新加坡人的家庭與生活的種種改變。

李棟明，《臺灣地區早期家庭計畫發展誌詳》（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1995）。本書原為衛生署《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所準備的資料，後在家庭計畫研究所成立二十週年時，以獨立方式出版。本書除了從公共衛生角度出發闡述生育控制的必要與相關政策外，也說明臺灣不願意貿然實施家庭計畫的政治因素。

陳肇男、孫得雄、李棟明，《臺灣的人口奇蹟—家庭計畫政策成功探源》（聯經，2003）。三位作者均親身參與臺灣家庭計畫的發展，由其先前出版的文章所改寫而成。相較於《臺灣地區早期家庭計畫發展誌詳》，本書涵蓋年代及於1990年，主題也包括從節育到優生保健的政策轉折。

盧忻謐、梁妃儀、蔡篤堅編著，《台灣家庭計畫之奠基啟航—以周聯彬教授口述訪談為主軸的探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7）。如書名所示，本書是以家庭計畫規劃的周聯彬的口述訪談為主軸，穿插家庭計畫的發展歷程。周教授在訪談中透露不少家庭計畫背後的小故事，是貴重的資料。

蔡宏政，〈台灣人口政策的歷史形構〉，《台灣社會學刊》，第39期（2007年12月），頁65-106。本文結合Foucault的國家對人口的控制理論，與戰後東亞地緣政治的背景，分析1950與1960年代的人口政策論爭。作者認為美國一方面指導臺灣政府制訂政策，一方面訓練相關專家，建構出知識與治理交互支持的權力綜合體。而這個牢固的綜合體也是臺灣對人口變遷因應遲緩的原因。

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一九六○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收入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療》（聯經，2008），頁325-365。本文指出臺灣家庭計畫是在美援邏輯下，為實現人口有效控制，以公共衛生之名所實行的大規模生育控制。而其結果，是透過強力推廣網路建構出來的「自願避孕」論述。本文與〈台灣人口政策的歷史形構〉有許多相同關懷，但更從治理角度強調臺灣政府處於現代化、國家願景與衛生治理的複雜處境。

吳嘉苓，〈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5期（2002年3月），頁1-67。本文用科技與社會的觀點，分析戰後台灣不孕診療發展中所顯現生殖與性別關係的三個歷史轉變。作者認為1950年代男性基本上不接觸生殖問題，因此不孕成為女性的問題，其目的也是維護既有父系傳承的社會價值。1970年代強調男女同步不孕檢查，男性的「種」的角色開始成為醫療關注的對象。而1990年代的助孕科技雖然逐漸破除「生殖＝女人」的生殖意識，但由於這些醫療科技在操作上著重在女性，因此它們強化女體與生殖的關連性。

致謝：本教案承蒙主持人李尚仁教授邀請，寫作中得到陳恆安、白裕彬、許宏彬、吳嘉苓等教授指正，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