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元讀物

在台灣醫學史上，存在著一個明顯的謎題。那就是作為台灣醫學現代性代表人物的杜聰明博士，為何竟持續一生地推動被視為「落後、不科學」的漢醫醫院計畫呢？

這個問題之所以尖銳而令人費解，就在於由日本作為先驅而主導的東亞現代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現代醫療與衛生之上的，而且在這個現代性建立之初，它結構上的對立面就是傳統東亞醫學。就如同那個幾乎已成傳奇的故事所描述的，日本對於西方事物感到興趣的起點，就是杉田玄白(1733-1817)在1771年捧著一本荷蘭傳入的解剖書，透過親身解剖從而震驚地發現，漢醫書中描述的臟腑全然與人體實情不合。之後他發憤翻譯出版《解體新書》，終而成為引領風潮的《蘭學事始》。到了十九世紀明治維新的前夜，日本啓蒙大師福澤諭吉(1835-1901)求學於那時大阪教授蘭醫的中心─適塾，而他在自傳中更露骨地表達出當時他和同學們對傳統漢醫的譏嘲與不齒，換言之，啓蒙大師自身銘刻在心底的啓蒙經驗就是對漢醫的全盤否定。在日本明治維新開始全面「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業」後，衛生更成為現代性的代表，以及「日本殖民擴張至朝鮮、滿洲、台灣、中國的核心策略」。1925年元旦，《台灣民報》以〈當局的衛生設施〉為題發表社論，文中直言：「我們現在回顧督府治台三十年間的政績，自頭至尾，使我們最可稱讚的，便是衛生方面的設施這點吧！」由此可見，當年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最大的肯定之一也來自現代衛生，學者因而名為「殖民現代性」。

受日本影響所及，在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現代性與傳統醫療之間也呈現水火不容之勢。就在《台灣民報》發表這篇社論的當年，孫中山因肝癌而病逝北京，他臨終之前是否服食中藥竟成為全國關注的事件。報紙鉅細靡遺地報導孫中山的病情與所接受的治療內容，人們密切地關心著中國革命的領導人是否在生命垂危的一刻，終於軟弱地背棄了他本人所領導與象徵的現代性。由於傳說中孫中山被協和醫院宣告無藥可治之後仍堅強地拒絕服用中藥，同樣曾學習西醫的魯迅在孫中山逝世一週年時撰文指出，孫中山拒服中藥的消息曾「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在魯迅心中，拒服中藥竟比推翻帝制更能代表孫中山對於現代性的至死不渝的堅持。若干年後，五四運動發起人傅斯年也激越地宣稱：「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由於傳統醫藥普遍被視為迷信、以及現代性的對立面，服用中藥便不只是個人維護健康時的多元選擇之一，而是事關國族發展、不容猶疑的大是大非。

在這種遍及東亞各國的歷史思潮之下，杜聰明應該是最不可能去支持漢醫藥研究的歷史人物。身為台灣的第一位醫學博士、台大醫學院的第一與第三屆院長，又親手創辦高雄醫學院，杜聰明無疑地是台灣「醫療現代性」(medical modernity) 不做第二人想的指標性人物。他所致力投入的三項具有本土性的研究重點，鴉片、蛇毒、與漢藥，前兩者不僅對台灣的醫學與科學研究影響深遠，也都已成為廣受台灣社會傳頌的科學史與科普作品。相較之下，雖然他規定加入藥理學教室的門生「必需先完成一篇中藥相關的研究之後，再以鴉片或蛇毒做為博士主論文之研究」，但他對漢醫藥的研究長期、不斷的支持，卻多次被批評為保守反動，以致於終其一生都未能實現他對於漢醫藥研究的願景。

在日治時期，杜曾經兩度建議政府當局成立「漢醫醫院」(1928、1937)，但都沒有獲得支持。戰後，政權更迭，情況卻也沒有改變，1946年，杜聰明時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主任，發表專文要在院內設置「漢藥治療科」，「聘國內有經驗之中醫，實驗藥理學者及西醫內科臨床專家，三者合作診療病人」，然而，次年 (1947) 二二八事變發生，台大校長及醫學院院長易主，同年八月繼任校長認為此舉相當『落後』，所以命令撤銷『漢藥治療科』。即便如此，等到杜聰明1957年創辦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時，他仍試圖在院中設置「中醫治療科」，並屬意他的首位門生邱賢添同時擔任第一任院長與「中醫治療科」負責人，但一年之後邱賢添掛冠求去，「繼任者不以漢藥治療科為然，隨即停辦」。

不只是設立漢醫藥研究機構得不到支持，就連對學生講授漢醫藥相關課程也受到壓抑，甚至情形比日治時期還強烈。1956年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杜聰明曾頗顯情緒地公開指出：

鄙人在台北帝大與台大醫學院自二十年來對醫學生講授中醫藥學史，中藥藥物學與傷寒論，使學生獲得一個觀念，希望他們能得讀中醫藥書籍……嗣後台大醫學院教務處曰，無時間排不下，因此鄙人終止講義。最近鄙人創設高雄醫學院，決定要照在來的計畫實行之。

正如杜聰明所許諾的，在高雄醫學院成立後，他為高醫第一屆與第二屆的新生每週講授兩小時的「中國醫學史與西洋醫學史」，並為四年級的學生講授「中醫藥學」每週兩小時，最後將講義集結出版為《中西醫學史略》（1959年出版，505頁）與《中醫藥學評論》（1971年出版，268頁）。此外，杜聰明仍在每一個有機會的場合向政府力主「在各大醫院設立中醫治療科，聘請中醫來主持」，以及「鼓勵一般臨床醫家研究中醫治療學」。這些建議都從未獲得政府支持，直到2009年—杜聰明發表〈有關漢醫學研究方法的考察〉八十年之後—台大醫院才正式成立輔助與整合醫療中心，漢（中）醫才得以首次正式加入他曾任院長的台大醫院之中。

身為台灣醫學現代性領航人的杜聰明，為什麼竟會長期支持研究前現代(pre-modern) 的傳統東亞醫療？反過來說，為什麼杜聰明堅持終生的志業，竟然持續地被視為落伍的、違反科學的建議？本文企圖由這一組謎題出發，希望不僅能夠闡明杜聰明關於漢醫藥研究的願景、以及他構想出這個願景的歷史脈絡，更重要的是，筆者希望能藉此探索：是什麼樣的歷史環境使得他關於研究傳統東亞醫療的願景長期地受到忽略、批評與壓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杜聰明關於漢（中）醫的願景與遭遇為關心東亞醫學現代性的學者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無比珍貴的歷史窗口。一方面，杜聰明本人就是台灣、甚至東亞醫療現代性屈指可數的代表性人物；另一方面，他又長期、持續地支持研究醫療現代性的對立面─東亞傳統醫療。所以在他個人身上，竟不可思議地同時結合了在二十世紀東亞現代史上，結構上不容調和、勢同水火的兩項對立的元素，從而呈現出極大的內在緊張與創造性。正由於杜聰明是不容忽視的存在，（相較於被視為腐朽、落後的許多漢、中醫支持者），認真對待他關於漢醫藥的研究願景不僅可以使我們窺見東亞醫學現代性的構造、侷限甚至知識論上的暴力(epistemic violence)，更可以幫助我們認真地去理解、乃至珍視其它許多曾經致力於突破這個歷史結構的努力與成果─那些看似微小、蒙昧、難以索解的聲音，也都曾是企圖改寫東亞醫學現代性的歷史性努力。

杜聰明對漢醫藥研究所提出的突破性願景，在二十世紀上半頁的台灣醫療史中，是一個碩大到孤絕的里程碑。弔詭的是，正因如此，如果我們把視野侷限在他本人與那時的台灣，我們反而難以體會他苦心孤詣所企圖創造的突破。[2]相反地，如果我們把杜聰明漢藥研究的計畫重新置放回到日本醫學史、民國時期中（漢）醫史、乃至世界現代醫療史的脈絡中，我們反而可以看出，由於他所致力的突破將延展、擴充既有科學的疆界，改變現代醫學與傳統東亞醫療的對立關係，因而勢必引發廣泛的爭議。在下面四節中，筆者將透過這種多重脈絡的比對，以凸顯杜聰明關於漢醫藥研究願景的四個特點。

首先，一旦將杜聰明的漢藥研究放置入民國時期「中西醫論爭」的脈絡之中，我們便可看出杜聰明對傳統醫療的看法，是當時中國境內極為罕見的特殊立場。表面上看來，杜聰明本人的經歷、立場與主張都十分近似以提出「廢止中醫案」而引爆「中西醫論爭」的關鍵人物余巖 (1879-1954)。杜聰明早在日本求學時就認識了就讀於大阪醫科大學的余巖，在《回憶錄》中不止一次地以「友人」來稱呼余巖；他們同樣留學日本，同為提倡醫史研究的先驅，同樣倡導以科學方法研究傳統藥物、反對陰陽五行學說，而且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分別在中國與台灣引發與傳統醫療相關的歷史性辯論，正由於他們兩人有這麼多受到日本經驗影響而來的相似之處，我們反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對於如何研究傳統醫療的具體作法，其實有著非常不同的構想。

對於中藥的科學研究，余巖曾語帶譏諷地說：「夠得上研究條件的人，不想研究中藥；要想研究中藥的人，夠不上研究條件」。相較之下，在台灣的杜聰明正是屬於那極少數既有條件、又積極地想研究傳統醫療的科學家。在中國也有部分西醫師會承認「中藥」有價值，但即便是這些採取較為開放態度的西醫師們，他們對「中醫」「中藥」已有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由於當時對中藥的科學研究已有一些世界知名的重要成果，像是是由麻黃中分離出可以治療氣喘的麻黃素 (Ephedrine)，或者如Merck由當歸中製成可供婦女調經使用的Eumenol等，由二零年代開始，包括余巖在內的許多西醫師都主張對中醫與中藥採取截然不同的政策來處理。對余巖等人而言，中醫不科學的理論應當完全廢棄，中醫師當禁止開業，但中藥卻不可一併揚棄。相反地，中藥當作為現代科學的研究對象而加以發揚光大。余巖甚至表示如果中醫中真有任何成份稱的上「國粹」的話，那就是中藥了。因而早在1929年中西醫論爭白熱化以前，余巖與許多西醫師便已提倡所謂的「國產藥物的科學研究」。這個研究計劃的關鍵字都有策略性的考慮。第一、國產葯物（相對於中葯），表示該葯材只是恰巧出產於中國，而和中醫的醫療實踐與理論完全無關。第二，余巖並沒有定義何謂「科學研究」，但他和西醫師們卻毫不猶豫的宣稱：「只有科學家（換言之，西醫師）才有資格作中藥的科學研究」。簡言之，在這個計劃中，由於中藥被視為自然界中的「草根樹皮」，完全沒有中醫學與本草訓練的西醫師及科學家卻完全合法地壟斷了所謂的「國產藥物的科學研究」，不需要、也不容許中醫師的參與。

杜聰明於1928年七月在《台灣民報》受記者訪問刊出〈杜博士的漢醫醫院設立計劃〉，文章發表一個月後，一位匿名的醫師啓源撰寫長文質疑杜聰明的計畫。之後半年之內，杜聰明在《台灣民報》上連續發表共計三十一篇長達六萬字的專文〈有關漢醫學研究方法的考察〉。在杜聰明與啓源的長篇辯論中，啓源採用與余巖極其類似的策略，主要的論點就在要求釐清「漢醫學」與「漢醫藥」之間應當截然二分的關係。啓源指出「漢醫藥的效用源自經驗，而非因為符合漢醫學的學說」，並且主張「今日漢醫學已經不需要回顧…但漢醫藥還有研究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而杜聰明卻公開表示反對這種「醫藥分離」的看法，「我身為一位藥物學者……主要的目的當然是藥物學方面的研究，只是這次計畫也希望考慮有系統地進行藥以外的漢醫學相關研究」。由此看來，相較於同是留學日本、也同樣提倡研究中藥的余巖，杜聰明顯然有十分不同於余巖以「廢醫存藥」而知名的漢醫藥研究計畫，在稍後的第五節中我們還會進一步地看到，即便是對於雙方都同意值得研究的漢藥，杜聰明也有與余巖極為不同的研究構想與設計。

許多學者都曾注意到杜聰明對漢醫藥的興趣直接地源自日本的研究傳統。杜聰明授業恩師森島庫太就是日本藥物學界的泰斗，杜學成返台後的工作是擔任台北醫專的藥理學教授，杜聰明也曾指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對和漢生藥之科學研究，對世界有最大的貢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杜聰明在〈考察〉文中主張以臨床實驗來研究漢醫藥時，他清楚地意識到這是對日本既有醫療傳統的重要突破。為了說明他的提案是一個符合世界醫學潮流的最新發展，而不是一個保守復古的提案，在〈考察〉文中，杜聰明對於歐美新興起的「實驗治療學」進行了多達15篇的介紹。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這部分關於「實驗治療學」興起的過程的詳細論述，有相當部分是源於杜聰明由1926年前往歐美留學長達兩年四個月的親身觀察、體驗的心得，而不只是他閱讀文字資料的整理。杜聰明在回到台灣後就其中與歐美藥理學發展有關的部分，於1928年六月在台灣醫學會發表專題演講，之後被上海《醫事匯刊》由日文譯為中文，而以〈歐美醫學視察談〉為題刊出。〈歐美醫學視察談〉中不少部分直接被引用到同年十二月開始刊出的〈關於漢醫學研究方法的考察〉文中。兩篇文章不僅完成時間同在杜聰明壯遊後返抵台灣的那一年，而且內容上有相當的重疊，最重要的一點是，兩者的核心關懷都是當時在日本醫界尚不存在、因而是杜聰明在考察中發現的新領域─「實驗治療學」。

在〈視察談〉長篇地報告遊學歐美的心得之後，杜聰明在結語中簡潔有力地指出：

茲余將對於治療學考察之所見言之，在歐美諸大學，治療學為獨立之講座者，占80%以上，而於法尤甚焉，其制度非如德學者之注重藥理學，而代以治療學，故其研究極盛，關於治療學之書物，出版極多，德國則藥理學之研究殊盛，治療學無獨立之教室，惟近來已知所改變，而臨床藥理學之名稱，遂以產生，對此方面之研究，日呈蓬勃氣象，至日本諸大學，治療學亦未有獨立之講座，故驟此專門講座，不無奇異，實際日本之醫學系統，自昔以德國為模範，僅輸入德國獨特之藥理學，如法國系統中極有進步之治療講座，則置諸不間，可謂遺憾。

在這段文字中，杜聰明無比清楚地表達了在他以兩年又四個月的時間壯遊歐美各頂尖實驗室，並與他衷心景仰的當代科學大師們（包含五年前以發現胰島素而震驚世界的Dr. Frederick Banting）親身會晤、甚至同室工作之後，他所得到的心得。他在日本、甚至德國以外的世界，看到了醫學研究上全新的天地與未來，而那也正是他希望帶回給台灣的未來，那就是「實驗治療學」。

實驗治療學中的藥物治療學研究，就是將藥物作用的理論實際應用在治療上的研究。仔細討論的話，第一、研究在動物身上顯示有效的某種藥理作用，當用量在人體的治療量範圍內（中毒量以下）時，是否會出現如同預期的相同現象？進一步地，我們就需要研究，此藥的作用對於什麼樣的患者，會產生疾病治療乃至於預防的目的？若確知符合以上目的之後，便必須研究：適用、場所、適用量、適用時期、藥形選擇，並需將它和其他具有同樣療效的藥物加以比較。也就是必須要去研究藥物的選擇以及其他需一併採納之治療手段等問題。

簡單地說，實驗治療學就是要將藥理學的研究與臨床治療相結合，而結合的方式就是直接在患者身上進行人體實驗。這樣一方面可以將藥理學關於藥物作用的知識，運用到治療病人的實際問題之上。另一方面，原本關於藥物作用的藥理知識是來自動物實驗，一旦運用到人體上，便有機會知道在人體上的作用是否有差異？是否有療效？功效為何？如何可以善用這個藥物，強化它的療效，乃至減輕其副作用。

為了催生實驗治療學這個新領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藥理學系系主任John J. Abel (1857-1938) 在1908年倡議成立美國藥理學與實驗治療學學會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並於次年成立發行至今的同名期刊 (Journal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杜聰明在他的壯遊中曾從學於Abel 並盛稱Abel 是當世美國他最仰慕的三位科學家之一， (另外兩位是才因發現胰島素而獲得1923年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的Federick Banting與下文中將提及的日裔科學家野口英世)，而且杜聰明也指出美國的藥理學大致可分為對峙的兩派，「一則如德國，專就藥理學方面，純以學理為重」，「他一則專究治療學方面，而以藥物實地運用為重」，而後者的代表人物就是John J. Abel。事實上，藥理學這門學問興起於德國，而Abel本身深受德國藥理學傳統的訓練(1884-1888)與影響，卻成為結合藥理學與臨床治療這個新發展的開創者與領航人。根據杜聰明的觀察，即便原本相對落後的德國在治療學這方面也已經開始轉變，而由其藥理學研究的傳統出發，而發展出精神上極為接近的「臨床藥理學」。日本除了應當即時跟上德國醫學的這種新發展之外，更應當從此擴大學習的對象，由德國擴展到到英、美、法等在「實驗治療學」上居領先地位的國家。然而終杜聰明一生，他構想的漢醫藥政策都未能付之實現。在留學回國後他曾以個人之力進行過幾個十分小規模的（六至七人）臨床實驗，就是以木瓜葉中粹取出的 Carpain來治療阿米巴痢疾，但始終沒有機會進行大規模的實驗治療學研究。

雖然杜聰明所獲的學位正是藥理學博士，但他不惜以自己科學研究的經驗為例，說明藥理學研究的侷限。

第二類的藥物，就是已知含有特定成分的生藥，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藥物。因此，到目前為止，對於這些以科學方法抽出的有效成分，我已經在動物的身上，進行了許多藥理學的研究。不過，關於這些有效成分在疾病的治療學上的價值，我幾乎完全沒有著手研究。關於這類藥物在治療學上的價值，我想對它們進行兩種研究：生藥在漢方醫學上的醫治應用以及有效成分的實驗治療學的效果。

換言之，由杜聰明的角度看來，這個計畫沒有半點保守、復古的意味，治療學的獨立絕不是他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是當時歐美醫學發展中已然成形的新趨勢，更是實現漢藥「在治療學上的價值」時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即便暫時不顧及漢藥研究的脈絡，杜聰明對於以為治療學應該成為獨立的講座的主張，已經是一個對於日本帝國醫學傳統的突破，而且也是一個對於他個人學術生涯（藥理學研究）的突破，即治療學研究應當由藥理學研究中獨立出來。

將這雙重的突破結合在漢藥研究之上，就又構成現代醫學與東亞傳統醫學關係上的一個突破。對於為何要以實驗治療學的方法來研究漢藥，杜聰明指出：

台灣位於亞熱帶與熱帶之間，氣候與風土都與歐洲各國大異其趣，所以疾病的種類也多所不同。因此，即便預防醫學可以使用由外國傳來的方法，在治療醫學方面，應當要考慮本島的風土與習慣，或者是研究特別的治療方法，藉此以對實際疾病的治療做出貢獻，並且發揮熱帶醫學的特色。另一方面，因為本島多數的民眾一直以來使用的都是未經科學檢證的漢方醫療，無庸置疑地，我們必須藉由對其進行治療學的研究，將漢方醫療加以適當地整理。

有鑑於世界醫學發展的大趨勢，台灣特殊的風土與文化，以及漢醫學作為治療學的特長，杜聰明力主關於漢醫學的科學研究「一定要在實際的層面加入治療學的研究才行」。由於「在日本的率先之下，在東洋的各大學中，至今都沒有治療學講座或是相關的專門研究機關」，所以杜聰明主張「該要對漢醫學、特別是漢藥進行實驗治療學的研究」，具體的方法就是「所謂設立漢醫醫院的計畫」。據此而構想的漢醫醫院不僅不以復歸前現代的東亞醫學為目的，相反的，杜聰明的自我期許是以台灣為基地、以漢醫研究為手段，從而擔任日本、甚至東亞醫學下一波突破的開拓者。

杜聰明選擇了「漢醫醫院」這個名稱，其實是有些冒險的，因為這個名稱很容易在顧名思義之下招致嚴重的誤解。對於這個名稱的想像不僅是啓源批評的核心，恐怕也是啓源的批評最容易引起當時台灣人、乃至在台日人共鳴之處。啓源就指出，如果漢醫醫院是一個治療機構，那就等於在支持漢醫獨立於現代醫療之外而自成體制；相反地，如果杜聰明要做的就是對漢醫藥的研究，那麼他的目標應當是建立一個實驗室而不是漢醫醫院。

對於杜聰明而言，啓源這個看似極有道理的批評，正反應了當時台灣醫界、甚至日本醫界當年視野的侷限。他所構想的漢醫醫院不僅不是一般漢醫輕意宣稱的「醫院」，甚至不是基於現代醫院的體制而建立、但提供漢醫診療的醫院，相反地，杜聰明構想的漢醫醫院主要是一個研究機構。由於它的使命是研究，因而它會「募集我們實驗治療科的研究上所需的特定種類的患者」，但基本上不接受任何外來的患者，而且預計設置的病房僅有二十張病床。由於當時台灣沒有這種不接受外來的患者的「研究型」醫院，所以人們很容易像啓源一樣誤以為漢醫醫院一定是一種醫療機構，以為杜聰明是在支持將漢醫重新納入醫療體系之內，甚至於有著「讓漢醫復興，豎立另外的系統，與西洋醫學對立，將世界醫學一分為二的企圖」。但杜聰明的目的並不在此，所以他進一步地舉國外的著名例證來說明，歐美的確已有許多不接受外來的患者的醫院，「像是紐約洛克斐勒研究所的附設醫院、倫敦熱帶病學校的附屬病室，或是漢堡大學熱帶病學校的附屬醫院」。

就以杜聰明所提及的洛克斐勒研究所的附設醫院為例，由1908年到1918年之間在Rufus Cole和 Simon Flexner 的領導下，在那兒工作的科學家做出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研發出對於梅毒、腦脊髓膜炎 (cerebrospinal meningitis)、肺炎與痢疾的治療方法或血清，其中包括了受到Flexner親手提攜、而以發現梅毒病因梅毒螺旋菌 (syphilitic spirochete) 而知名的日裔教授野口英世 (1876-1928)。在杜聰明的《回憶錄》中，他也特別仔細描述了他於 1926年訪問該研究所時，見到野口英世教授的情形，即便在數十年後他仍感到，「如此在美國，由筆者最尊敬的偉大學者的優遇，是到現在一生難忘矣」。使得野口英世得以數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提名的研究環境，就是在醫院內實施嚴格科學控制的洛克斐勒研究所，這在當年的國際醫學界是非常重要的創舉。如同醫學史家Harry M. Marks 所指出的，「當（美國）大部分的醫院都還在設法取得基本實驗設施的過程時，Flexner 卻已提出了一個近乎烏托邦的願景—『終極而言，醫院就是一個實驗室』」。正是為了像實驗室一般主動掌控研究的素材─病人，所以洛克斐勒研究所的附設醫院不接受來求醫的病患，而是院內科學家基於他們想要研究的「問題」，自行徵募並控管條件適合的病人。

正是因為這種新型的、實驗室型的研究醫院需要大量專家的參與，而且是有組織地被納入嚴密控管的流程之中，所以杜聰明在長文第26篇的「計畫」部分，十分詳細地說明這個醫院的人力配備與進行程序。雖然他的漢醫醫院並不以提供漢方治療為目的，但醫院內常設的成員的確包含「二至三位當下有名的漢方醫家」，而且「在研究特殊問題而有需要時，可以聘僱兼職的所謂專家，像是接骨者、蛇藥專門家等」。志願接受漢方醫法治療的患者在入院後，首先給予西醫的診斷，之後請漢方醫者給予漢方醫的診察，而後服用漢方醫處方的漢藥。然而，此時，內科學者要精密地觀察患者的實際治療與經過情形，同時，藥理學者也精密地觀察藥物療法對於患者的作用，由學理的角度來研究並精細地記錄藥物療法是否有效果。十分明顯地，重點是結合不同專長的醫師，共同合作，在嚴密控制的環境下對病人的治療過程進行大量、細緻、有系統的觀察。杜聰明只差沒有說出的Flexner的斷言─他所希望設立的，與其說是一個醫院，不如說是一個實驗室。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既具有突破性、又嚴謹監控的「漢醫醫院」中，杜聰明不僅將可以對漢藥進行「實驗治療學」的研究，而且他所規劃的研究程序設計也又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突破。傳統的作法是，「由在研究室內以合理的試驗方法已經發現有效成分後，在人身上進行實驗治療學的研究」。但杜聰明主張也可以採用相反的研究程序，就是「藉由（在人體上進行）實際治療學的實驗而認定有效的生藥，之後再移至研究室內以抽出的有效成分進行實驗」。或者，杜聰明仔細地說明道：

相反地，對於至今還沒能以化學方法抽取出有效成分、但據稱在臨床上具有疾病治療效果的藥物，例如治療瘧疾的柴胡、常山的實驗，當先試著對它們進行更為精密的實驗治療學的研究，一旦實驗確定的確有療效，再逆向地將它們移到研究室裡面，進行精密的化學與生物學的試驗，這是十分重要的實際問題。

在此，杜聰明不僅主張首先在人體上進行實驗治療學的研究，之後再進行化學與生物學的實驗，他更明白地點出這是一種「相反方向」的、「逆向地」研究程序，更有甚者，此時他所舉的唯一的例子，正是後來以這種「倒行逆施」法而研究出來的具有治療瘧疾療效的常山（與柴胡）。

在杜聰明長文發表十多年之後的重慶，一個幾乎平行於杜聰明構想的研究程序，證實了中藥常山治療瘧疾的效果，而那恰好正是一個筆者曾經發表專文的動人故事。常山治瘧是中藥科學研究中1940年代的代表性研究，重要性僅次於在1920年代聞名世界的麻黃素研究，而那也是杜聰明曾特別提及的重要研究成果。這兩項研究除了在時間上相隔二十個年頭，成長的環境也截然不同。麻黃研究的誕生地，是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於1915年投入重金打造的北京協和醫科大學。陳克恢 ( K. K. Chen, 1898-1988) 以及Carl Schmidt於1924年聯名發表麻黃研究的原創性論文，五年之內，他們的論文發展成為全球麻黃素研究的活水源頭，1930年他們在美國期刊Medicine發表長達117頁的專文〈麻黃素及其相關物質〉，那時已有超過五百篇的相關論文在世界各地發表。此後民國時期幾乎所有和中藥相關的討論，都一定會引用麻黃研究來支持自己的論點。相較之下，由中醫重要支持者陳果夫(1892-1951)所推動的常山研究，源於中國西南山區一間破舊的醫務室，雖然也在Nature發表過兩篇簡短的論文，但它在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度完全無法與麻黃素研究相提並論。

陳果夫所促發的常山研究所受到的最大批評，就在於他直接要求中央政治學校醫務室的醫師在罹患瘧疾的學生身上測試一個藥方的療效，正是在這樣大膽的「人體實驗」證明該藥方可以有效殺死瘧原蟲之後，陳果夫才向蔣介石請得專款設立「中醫特效藥研究所」，調派科學專家針對常山進行包含生藥、化學、藥理、與臨床四個領域的研究。在筆者關於常山研究的論文中，我曾闡明一個非常令人意外的現象，那就是常山首先被確認具有療效這件事決定性地形塑了之後常山研究的發展軌跡；甚至連研究的對象（常山）究竟是哪種植物物種，都由常山具有療效這件事所反向決定。

雖然陳果夫「臨床人體實驗先行」的作法有效地啓動了常山的科學研究，並大量降地了研究所需的時間、精力、與資源，而在實踐中證明是一個有效率的研究程序，但這個作法卻使他受到嚴厲的批評。陳果夫苦澀地回憶道，他研究常山的方法曾被某位來訪學者批評為「五四三二一」，意思是一種「倒行逆施」的研究法。

按照西醫的描述，「標準研究行程序」由五個依序發生的研究步驟所組成：化學分析—動物實驗—臨床應用—人工合成—改良結構。首先，科學家以化學分析來找出藥草中具有活性的主成分。緊接著，他們利用分離出來的化學主成分進行藥理學實驗，將化學溶液注射入實驗動物體內，觀察其血壓、呼吸、心搏及其他生命徵兆所出現的反應。經由一系列的動物實驗，他們對藥物的藥理、毒性有充分的了解後，才會開始在人體上進行臨床試驗。即便臨床證實證明有療效，還需要化學家嘗試用人工的方法合成出這項化學物，以便量產這種藥物。最後，為了消除副作用或是增強療效，科學家還會不斷嚐試修改主成分的化學結構。由於化學分析是這個標準研究程序中的第一步，因此化學研究在1930及1940年代的中藥研究裡，占有極大的比重，而中央研究院的「中藥研究室」也設於化學研究所之下。

對於這兩種研究程序的區分與爭議，杜聰明非常了然於心，甚至在二十年後發表的〈漢方治療學概論〉的「緒言」中，他開宗明義就談到這一點：

請就漢藥之研究論之，其方法有二：一曰先在研究室，分析化學的有效成分，以實驗藥理學的方法，究明其作用，而後應用於臨床治療；二曰先以藥方供病人服飲，先觀察在臨床上所得之效果，而後移入研究室，追究有效成分及其藥理，亦屬善良方法。

在這個意義上，杜聰明由1928年所開始發展並堅持不渝的這些突破性的構想，幾乎已經預示了1941年陳果夫所發動的常山研究，乃至1990年代後由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修改法規而興起的中藥研究熱潮。更重要的是，早在十多年之前，杜聰明就已經能夠由世界醫學發展的新趨勢而辯護與提倡這種嶄新的研究設計，而不是像陳果夫一般處於難以以言詞護衛「倒行逆施」法的困窘處境，或是像當時負責常山臨床研究的科學家般，反而自承「臨床研究是常山研究中最沒有價值的一段」。

由杜聰明「漢藥的實驗治療學」的這個個案，我們可以看出，當我們要理解杜聰明的這種突破性的努力時，常識性的「科學」與「傳統」概念完全不能適用。這些概念之所以無助於我們的理解，就是因為當事人努力的重點就在突破這些範疇的拘限，而要在看似津渭分明的「科學」與「傳統」間創造出新的空間與可能性。對於絕對不願意承認有這種可能空間存在的論者（如啓源等遍及東亞各地的現代論者）而言，杜聰明「漢藥的實驗治療學」的這提案自然只能是一個保守、反動而不科學的立場。因此，所謂的「杜聰明漢藥研究之謎」不諦是歷史的一大反諷，身為台灣醫療現代性的領航人的杜聰明，竟因此不止一次地因為「漢醫醫院」的提案而被視為「落後、反科學」。相反地，如果我們不再不假思索地使用「科學」這個範疇，不再急切於判斷歷史行動者的提案究竟是否始終一致地合於（靜態、甚至本質化了的）「科學」標準，我們便可以見到科學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化學分析、藥理研究、實驗治療學都是現代科學的一支，但在漢藥研究的具體個案中，不同的方法之間卻呈現高度的緊張，因為採取不同的研究方式，將有可能會深遠地影響西醫與漢醫（及中醫）的關係。一旦拋棄前孔恩(pre-Kuhian) 時期那種將科學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的看法，一旦注意到科學內部豐富多元的異質性、以及持續不斷的新研究發展、特別是其間關於「科學與否」的諸多爭議，我們將發現「科學」這個概念常無法適切地瞭解動態的研究活動；相反地，我們應當更細膩地聚焦於科學家們的「研究設計」，從而具體地描繪出他們企圖帶來的突破與實際造成的影響與改變。

總而言之，所謂的「杜聰明漢藥研究」之謎，其實並不是一個無解的謎。杜聰明被視為「不科學」的漢藥研究計畫，其實涉及多重、多脈絡的突破，至少包含下列四個向度。他倡議建立「實驗治療學」，以突破日本帝國內沒有獨立「治療學講座」的醫學傳統；他主張以「實驗治療學」來研究漢藥，也構成了對於傳統藥理學取徑的突破，尤其難得的是藥理學就是他本人的學術專業；他計畫建立研究型的漢醫醫院，不僅在東亞前所未聞，也更是民國時期中醫支持者求之不得的突破；最後，他也支持「反向的」的漢藥研究程序，「藉由（在人體上進行）實際治療學的實驗而認定有效的生藥，之後再移至研究室內以抽出的有效成分進行實驗」，這在啓源口中違法醫學倫理的研究設計，也正是民國時期飽受譏評（而在今日普遍接受）的「倒行逆施」或「五四三二一」的研究法。

在多重意義之下，杜聰明所身處的、1920年代末的台灣，都仍是世界醫學界的邊陲。相較於西洋現代醫學，台灣沒有「實驗治療學」、台灣人中才剛有他這唯一的一個醫學博士；但是已發展出實驗治療學的美、法、德等國，還沒有人會以此來研究漢醫藥。相較於日本帝國「在和漢生藥之科學研究上，對世界有最大的貢獻」，但這個貢獻侷限於生藥學與藥理學的研究，日本還沒有獨立的治療學講座，更還沒有以實驗治療學來研究漢醫藥在治療疾病上的價值。而且基於台灣人比日本人要來地信任漢藥，在台灣推行在人體上進行的實驗治療學研究，也會較容易找到受試者，因而有著相對的優勢。相較於中（漢）醫起源的中國，自日本統治後便廢止漢醫的台灣當然也是傳統醫療的邊陲；但是當時中國的西醫們還深陷於中西醫之爭的紛擾不安之中，深恐會助長他們眼中國醫運動的反動勢力，無怪乎「有科學資格的人都不想研究中醫藥」，並極力反對「倒行逆施」的研究法。杜聰明位居多重邊緣的台灣（西洋現代醫學、日本帝國、中、漢醫傳統），但他不以邊緣自限，反而積極利用這個多重邊緣的處境，將多種邊緣性重新組合、反轉為優勢，從而構想出各個中心所想像不及的創新─以當時中國罕見的現代科學家的嚴格訓練與資格，在台灣建立起日本帝國都還待發展的實驗治療學，藉以研究西方世界尚未能充分賞識的東亞傳統醫療。

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涉及至少五個突破，幾乎每一個突破性的努力都涉及到「科學」疆域的協商與再定義；反過來說，至少在突破所涉及的區域，爭議的焦點就在「科學」疆界的局部再定義。在這種情境之下，如果我們卻以靜態（甚至本質化的）科學觀念來判斷歷史行動者（即杜聰明）是否符合科學，只是徒然錯失了瞭解他們所企圖促成的突破的機會，以及反對這些突破的人們的真正關切與理由。在指出杜聰明所企圖實現的多重突破之後，我們應該可以確認這決不是一個保守、退步的立場，但容我更進一步地指出：所謂的「杜聰明的漢藥研究之謎」，其實與杜聰明的關係不大；它成為一個謎只是反映了人們的靜態的科學觀─特別是把「現代科學」與「傳統醫療」視為兩個對立的、水火不容的整體的現代性的意識型態，而那正是本文第一節所指出的東亞現代性的歷史特色。這種科學觀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要確保「現代性的大斷裂」(Modernist Great Divide)，確保分立於大斷裂兩岸的現代科學與傳統醫療無法進行任何的合作交流與相互學習，因而追求現代性便必然意味著全盤地、毫不吝惜地揚棄原有的傳統文化。

杜聰明的關於漢醫藥研究的計畫，對這種現代性的大斷裂造成極大的挑戰。現代性的大斷裂要求我們將每個人、物清楚地歸於分裂的兩極，要不就保守傳統、要不就科學進步，使兩極的中間成為「無人地帶」、使中間人物無所立足。然而杜聰明卻是中間人物存在的明證：一方面，杜聰明顯赫的科學資歷使人們不可能將他歸入蒙昧、保守的一端；另一方面，如果將杜聰明歸入科學進步的一端、承認他的漢醫藥研究計畫是一個符合科學精神的研究取徑，那便等於承認兩極間不是水火不容的分立，而有著許多交流、學習與合作的可能。正由於難以將杜聰明歸入現代性論述中（以及我們常識中）的兩極之一，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才不得不變成一個眾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語焉不詳的謎。反過來說，這也正是為什麼「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可以是一個如此有啓發性的研究切入點；我們可以藉由這個獨特的個案來闡明原先難以想像、視而不見的中間地帶、人物、與活動，這類活動就是筆者即將在最後一節討論的焦點─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

[1] 本文摘自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科技、醫療與社會》11(2010) 199-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