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讀物

單元十四：醫師的社會角色和政治參與（許宏彬）

誰的杜聰明? 初探台灣醫學典範的書寫系譜[1]

許宏彬

        在臺灣的歷史人物中，杜聰明無疑是近來聚光燈下的焦點之一。從2000年至今，就有五本書是直接在書名上提及杜聰明，包括《回憶錄之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此書為1971年杜聰明《回憶錄》之再版)、《一代醫人杜聰明》、《杜聰明與阿片試食官》、《杜聰明與臺灣醫療史之研究》以及《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杜聰明與阿片試食官》這本書，其日文原名僅為「阿片試食官」，是本描述一名虛構的日治時期臺灣阿片試食官一生的小說，但由於書中部分內容提及杜聰明作為書中主角的對照，臺灣出版社便將中譯本書名改為《杜聰明與阿片試食官》, 把「杜聰明」的位置提到最醒目的位置上，甚至凌駕於書中的主角之上。

        本文旨在分析戰前杜聰明做為臺灣早期知名科學家以及醫界典範的形象，是如何透過種種相關的歷史書寫而呈現出來。這些關於杜聰明的書寫大致可分成以下兩種類型。第一類是杜聰明的自我書寫，包括他自己編纂出版的五冊《杜聰明言論集》、《回憶錄》等著作。第二類為「臺灣名人」式的「書寫台灣醫師」中，緬懷臺灣傑出先賢的杜聰明描述，包括了早期杜聰明傳記《南天的十字星》、莊永明在《臺灣近代名人誌》、《臺灣醫療史》等書中關於杜聰明的描述，以及第科普類的《臺灣蛇毒傳奇》、《一代醫人杜聰明》等書。本文認為「臺灣名人」式的杜聰明書寫，由於過於依賴杜聰明自我書寫，因而也承繼了杜聰明將其生平及研究侷限於實驗室中的敘述方式；這樣對科學家及其研究的書寫，則讓這些杜聰明立傳者錯失了從更寬廣的脈絡來詮釋杜聰明一生的可能，甚至導致一些有問題的描述。

杜聰明的自我書寫，與「臺灣名人」式的杜聰明書寫

杜聰明(1893-1986)，1914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1915年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1922年取得京都帝大博士學位，為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創建了臺灣最早期的科學研究團隊，以阿片、蛇毒及中藥為主要研究方向，在大量的生 產各種論文的同時，也培育出一批本土醫學博士，並將相關研究延續至戰後臺灣醫學界，堪稱是日治時期臺灣最活躍的科學/醫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是杜聰明一生的重要分界點。在此之前的杜氏，主要活動集中於求學與藥理學研究，其身份主要為學生及科學/醫學家。而戰後，杜聰明開始以多元的面貌，如教育家、實業家甚至是政治人物等身分活躍於臺灣社會。

        早在1960年杜聰明初任高醫校長之際，他的學生葉炳輝在其所撰《南天的十字星》一書中，對杜聰明的生平及研究便已有相當篇幅，甚至可說是過於崇拜的描述。例如，在描述杜聰明的阿片研究時，葉炳輝寫道：「充滿著愛國家愛民族的熱血的杜博士，怎能眼八八地看這個魔鬼（許按：即阿片），向著我們民族的生活施其侵蝕……這個志向，就是由他的天才見識所發出的閃爍光輝；這個志向，就是導致他去得到國際學者的地位，與學術上成功的因素；這個志向，又使他拯救了不少受黑色魔鬼侵害的臺灣民眾。」根據葉炳輝的自述，他的資料來源為：一、杜聰明親友學生的訪談；二、杜聰明的各種文稿著作；三、報章雜誌關於杜氏的報導。為了怕有誇張或虛偽之處，葉炳輝還屢次拜訪杜聰明以確認其內容。換言之，《南天的十字星》一書在取材上非常依賴杜聰明，甚至讓杜聰明親自校正其內容。此書一出，便成為其他杜聰明書寫者的重要參考資料。可以看到，從葉炳輝的著作開始，楊玉齡、莊永明等「臺灣名人」式杜聰明的主要書寫者，非常頻繁地相互援引彼此著作。

        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寫作本無可厚非。但仔細比對葉炳輝、莊永明與楊玉齡的著作，可以察覺如此頻繁的彼此引用，使得她/他們對杜聰明的描述常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例如，當杜聰明就讀滬尾公學校時，葉、莊、楊等人都提及，當時公學校的校長小竹德吉找杜聰明一起同住之事。這件事說明了杜聰明的「果決、勤儉、奮發」(莊文)、「認真可靠、溫和誠懇」(葉文)、「成績一枝獨秀、聰穎靈透」(楊文)， 所以小竹才會找他同住，而杜也藉此從小竹這位偉大教育者身上學到許多。又例如，葉、莊、楊等人也都描寫，杜聰明在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時期，曾與同學試圖將霍亂菌置入北京水源地，藉以刺殺袁世凱。這些描述也同樣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提到杜聰明的中國民族意識→對袁世凱的憤怒→想要以霍亂菌暗殺袁世凱→水源地警備森嚴無計可施→黯然返台等等。但「刺殺袁世凱」一事，其實可以有許多詮釋空間。例如在1963年高醫爭議爆發，杜聰明與陳啟川兩方人馬因高醫經營與校長人選互相對立之際，一本「反杜聰明」派出版的小冊中便引用《杜聰明言論集》的說法，「……若得以此病死袁，則北京人民縱有多少犧牲亦無妨」，藉此批評杜聰明不知人道為何。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向上追尋此文出處，可以發現此文實為杜聰明於1947年蔣渭水逝世十五週年紀念會中，發表演說時的講稿，完整原文應為，「……蔣君(蔣渭水) 曰，若得以此病死袁，則北京人民縱有多少犧牲亦無妨，但不得進入水源地者，絕不可以此病原菌，污染街上，兩人應束裝歸台也云。」所以說這句話的人應該是蔣渭水，而非杜聰明；但杜身為該計畫的執行者之一，自然也在某種程度上默許了蔣渭水的意見，認為可以為了殺死袁世凱而犧牲北京市民，在「人道」上便難免引發爭議。但葉、楊、莊等主要杜聰明生平之書寫者卻從未將這類的意見納入。

        為何不同作家的筆下，會出現如此類似的書寫？如果回過頭去檢視杜聰明自己編寫的《杜聰明言論集》與《回憶錄》，我們會很訝異地發現，這些重複出現的敘述，其實都只是在重述杜聰明自己的言論而已，特別是杜聰明的《回憶錄》。換言之，葉、莊、楊等人關於杜前半生的種種描寫，我們大抵都可以從杜聰明自己的《回憶錄》或《杜聰明言論集》找到原始版本，且描寫角度也幾近相同，除了那些新增的、不知出處的溢美之詞。

        杜聰明一定是個非常喜歡隨手記錄的人，否則我們不會有機會看到那厚達數千頁的《杜聰明言論集》五冊，外加《回憶錄》一本。杜聰明從他創辦高醫隔年，就開始有意識的編纂《杜聰明言論集》。在這段期間內，他也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以及關於中醫藥、書道的各種書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杜聰明自我書寫，並不是僅供其私人參考、追憶之用的日記，而是有意識的，經過整理、篩選後的呈現。他的日記吾人至今仍無緣得見，但他的《杜聰明言論集》與《回憶錄》中的內容，卻已因被不同作者廣泛引用，而四處流傳。換言之，早在所有人開始書寫杜聰明之前，他已經在書寫自己了；那是一個無比詳盡、鉅細靡遺的杜聰明，也是他「希望」後人知道的杜聰明形象。在這些自我書寫中，關於求學、研究、出國考察以及種種致詞考察的文章是最多最詳盡的，而他的家庭生活、友朋交際等部分，則是杜聰明很少提及的。

        這批龐大的資料，對所有杜聰明的書寫者來說，無疑的是個珍貴的寶庫。這裡頭有講不完的小故事，用不盡的資料，只要從中擷取一部份，就足以完成一篇文章，甚至是一本書。但很少人注意到，這筆龐大的資料，卻也可能是個危險的陷阱。如果書寫者過度依賴這些資料，就等於是將杜聰明有意識的自我書寫，一再地重複抄寫、繁衍，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觀點，失去了重新詮釋杜聰明的可能。

        有人會問，我們為何需要新的詮釋？杜聰明難道不是最瞭解自己的人嗎？特別是關於他的科學研究，這些專門的領域，由科學/醫學家自己來說明不是最恰當的嗎？換言之，我們除了信任科學家的說法外，還有其他可行、合理的途徑，來理解科學活動的進行嗎？科學/醫學家對其研究的自我詮釋，自有值得參考之處，因為他們親身參與了科學活動的進行。但這並不表示他們的自我書寫便是對科學研究唯一合理的詮釋。科學家也是個凡人，會遺忘也會隱瞞某些不願提及的事。但更重要的是，科學家往往傾向將科學活動視為發生於實驗室內的單純活動，將所有目光集中於其所生產的論文以及研究過程中的種種突破，而忽略了其他歷史、社會、政經脈絡對其研究的重要影響。以杜聰明的阿片研究事業為例，如果我們光是閱讀《杜聰明言論集》、《回憶錄》，與楊玉齡、莊永明及葉炳輝所寫的傳記，我們只會看到杜聰明做了多少研究、發表了多少論文、矯正了多少阿片吸食者、更生院的藥劑與措施如何有效及人道等等。換言之，我們的目光就將只侷限在實驗室中科學/醫學家的活動，而忽略了下面幾個面向：一、阿片研究事業與實驗室外世界的緊密關連；二、除了科學論文的生產外，實驗室內的日常操作的重要性。

殖民權力與社會脈絡

        阿片研究，無疑是杜聰明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事業。雖然杜聰明向來是以「阿片、蛇毒、中醫」知名，但他在中醫方面從未有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出現。至於在蛇毒方面，雖然杜是臺灣本土蛇毒研究的先驅之一，但臺灣蛇毒研究的高峰其實是在戰後其弟子李鎮源等人手中完成。真正讓杜聰明聲名鷂起、掌握資源、擴大研究團隊的還是他的阿片研究事業。杜聰明的阿片研究事業，大抵上是隨著其研究據點，也是阿片專門矯治醫院「更生院」的成立而展開。由於杜聰明的阿片研究是在臺灣總督府的強力支援下所進行，因此此研究與總督府殖民統治間的關連向來就是眾人關注的焦點。雖然杜聰明在《回憶錄》中，對總督府成立更生院以供其研究的過程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但從最早葉炳輝所著的傳記開始，論者便不免會將兩個外在因素帶入。一方面是當時國際社會要求日本政府禁絕阿片的壓力日增，另一方面以民眾黨蔣渭水等人為首，新一代接受日式教育成長，從事社會運動的臺灣知識份子也同時開始要求總督府以更積極的手段禁絕臺灣阿片。也就是在此雙重壓力下，總督府開始出現積極矯治阿片吸食者的需求，也因此才開始支持杜聰明適時提出的阿片治療研究方案，也就是成立更生院，落實杜聰明寓實驗與治療為一體的提議。

        杜聰明雖然因此成為總督府系統下的技術官僚，為總督府的需求而服務，但與此同時，他也藉著總督府龐大的資源與權力，發展自己的研究團隊與科學事業。此外，由於缺乏對此時社會背景，也就是民眾黨與總督府之間阿片爭議的細部分析，葉、楊等「臺灣名人」作家對此時杜聰明研究的描述常問題重重。例如，葉炳輝與楊玉齡都稱許杜聰明在更生院的阿片矯治，從一開始就相當成功，一個日本人下荒龍吉甚至投書報社感謝之，且每天的報紙上都有類似的標題。但他們都沒有注意到，是哪一家報紙刊登這些新聞？是《臺灣日日新報》。而這些讚揚杜聰明與更生院的新聞，集中出現在1930年1-2月期間，而這正是總督府與民眾黨因為阿片問題大起爭執之際。幾乎每隔幾天總督府就會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言辯護自己的阿片政策（包括更生院），而民眾黨則是在《臺灣民報》反駁之（包括指責更生院營運初期管理不良、成效不彰）。所以這些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讚揚更生院成效良好的文章，其實背後用意部分即是在宣揚總督府阿片政策的成功，因為正是總督府支持杜聰明的研究與更生院的成立，藉此反駁民眾黨的批評。這也說明了，為何在當時民眾黨主持的《臺灣民報》中，並未見到如《臺灣日日新報》一般極力稱揚更生院矯治成效的報導。在這樣爭議的脈絡下，我們因此很難判斷《臺灣日日新報》中對更生院諸多讚揚的報導，政治宣傳的成分有多少。換言之，葉、楊等人雖然注意到民眾黨與總督府之間針對阿片的爭議，但在描述杜聰明的阿片矯治成果時，卻只注意那些稱揚杜聰明報導的內容，卻輕忽了每則報導背後，都有其預設的立場與期望達成的政治效應。

研究脈絡與實驗室/醫院實作

        自然,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將科學發展完全以政治需求解釋之。杜聰明的研究顯然並非在一夕之間從石頭裡蹦出來的。他的研究之所以可能，除了總督府的支持外,也象徵著當時臺灣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環境的漸趨完備。因此，在杜聰明之前的諸多阿片治療研究、當時藥理學社群，甚至是整個臺灣醫學社群的特質與傾向，無可避免的也會反映在杜的研究上。例如杜聰明對阿片中特定成分嗎啡的萃取與成分定性定量分析的重視，便是基於其身為藥理學者的本位，其源頭可追溯至其留日期間，在京都大學藥理學實驗室所接受的種種訓練。也由於缺乏對杜聰明藥理學研究背後之學術發展的瞭解，「臺灣名人」式杜聰明立傳者討論杜聰明阿片研究時，往往誇大了杜聰明在學術上的獨創性。例如，楊玉齡在《一代醫人杜聰明》中，大力稱揚杜聰明關於從人體尿液中檢測嗎啡的研究，甚至推崇杜聰明是「人類禁藥檢測的老祖宗」。但楊玉齡卻沒有注意到，杜聰明在自己所發表的論文中，所曾回顧的許多先行研究。此外，美國對藥物成癮者施行這類檢驗，至少可上溯至1919-1920年。杜聰明在尿液中嗎啡微量的定量分析上的確有其突出的貢獻，但這樣的研究方向卻絕非其一人之創見，實不宜將其研究抽離當時的藥理學發展，並過度神化之。

        此外，若我們將目光拉回早期臺灣醫療史，同樣可以發現存在於臺灣社會中，許多先於杜聰明的阿片治療/研究。特別是如果我們將1908年林清月所發表的阿片研究，與1929年之後杜的研究做一對照，可以發現兩人用來幫助阿片吸食者除癮的藥劑，在原理上及為相似，都是以一種嗎啡類藥劑為主藥來取代阿片吸食，並逐漸減少其用量，再設法控制患者的禁斷症狀，並以營養劑補充患者體力使之除癮。如果不是藥劑上的創新，那是什麼確保了杜聰明在更生院矯正事業的成功？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目光從實驗室外收攏，轉而關注實驗室內，也就是更生院裡的日常生活操作，這是杜聰明與葉、莊、楊等「臺灣名人」式杜聰明書寫者所未曾著墨的。

        首先，是更生院的「完全隔離、嚴密監視」，迫使阿片吸食者脫離他們原有的社交生活。臺灣日治初期阿片吸食之風之所以難以平息，主要原因便是阿片吸食已經與社會活動緊密結合。無論是在友朋交際、生意往來或酒樓尋歡等社交活動中，阿片都是重要的助興之物。但是，一旦吸食者進入更生院後，不但與外界近乎完全隔離，一舉一動更都在嚴密監視之中，自然無法繼續其社交生活，也便斷絕了吸食阿片的誘因。且當患者矯正治療告一段落，為了測試其是否已完全除癮，患者必須於退院前數日進入特別室，一方面觀察其是否仍有禁斷症狀，另一方面藉由驗尿等藥理學方法檢驗之。照此步驟得到完全除癮的證明後，才能得到退院的許可。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更生院幾可確保每一個出院的患者均順利除癮；換言之，不是杜聰明的阿片研究，也不是他獨創的藥劑，而是更生院的「完全隔離、嚴密監視」確保了杜聰明阿片矯正事業的成功。此外，入院的阿片吸食者也必須完全配合杜聰明團隊的各項研究，成為科學家操控的實驗客體。部分實驗甚至有讓入院者再次成癮的風險，但他們仍須無條件配合。例如，在杜聰明為人稱道的尿液中嗎啡定量實驗中，為了求得阿片與尿液中嗎啡的定量關係，杜聰明也讓院內的患者服用「阿片末」10日，再收集尿液檢驗之。

        其次，更生院內措施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則是賦予阿片吸食者「新生活」。入院的阿片吸食者不但必須早睡早起作息規律，杜聰明更在院內開辦「私立芙蓉國語講習所」，教育阿片吸食者國語(日語)、算數以及阿片對民族、社會、家庭、身體的諸多害處。也就是說，更生院內的阿片吸食者，在被迫脫離原有生活模式的同時，必須在思想上拋棄阿片、學習新知，也必須在日常生活的身體實踐上符合正常飲食早睡早起的文明規範。因此，我們在思考更生院的意義時，不應僅將其視為單純的阿片矯治醫院，並頌揚其矯治阿片吸食的「功績」而已，更應同時思考在進出更生院的過程中，阿片吸食者與杜聰明團隊、醫病之間極端的權力不平等，以及病人的自我如何逐漸消失，變成醫師任意操控的研究客體等「研究倫理」相關議題。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將更生院與同時期的教育機構、獄政機構、醫療機構並列，從整個臺灣現代化過程中身體規訓的角度，來思考更生院及杜聰明的角色。因此，當葉炳輝與楊玉齡提到，更生院內措施是科學與人道並重，一名澳門來的舞小姐甚至可以每天出去看電影這樣的小故事時，便不禁令人心生疑惑。這個廣為流傳的小故事最早出自於《杜聰明言論集》，杜聰明把它當成一則趣聞記錄下來。但這則趣聞是否就能當成阿片吸食者在更生院中備受尊重的證據呢？恐怕不行，因為這個例子顯然是個特例。這位舞小姐並非總督府管轄下的居民，而是從澳門來求醫的；換言之，她是自願入院，與絕大多數被總督府強制入院的臺灣阿片吸食者處境截然不同。這位舞小姐有權力隨時終止其在更生院的治療，有權力不去配合杜聰明團隊的研究。所以合理的情況應該是，當舞小姐高高興興的看電影同時，其他許許多多無名的、不曾被提及的臺灣阿片吸食者可能正被迫接受驗血、驗尿、抽取胃液、試驗各項筋力、服食阿片末以配合杜聰明團隊進行實驗。他們也極可能正因為被隔離在更生院數月之久無法工作，而掛念家裡的經濟情況。然而這些面向，由於阿片吸食者與阿片研究者之間的權力不平等，無法得到發聲的空間；反而是杜聰明透過一篇篇的論文，成為研究台灣阿片吸食的專家，塑造大眾認知的負面阿片形貌。而這樣的權力關係也同樣被複製進今天「臺灣名人」的杜聰明書寫中。於是在更生院內被壓抑無法出聲的臺灣阿片吸食者，也只好繼續在今日臺灣社會中沈默下去，讓杜聰明，甚至是那位不知名的澳門舞小姐繼續訴說著有點荒謬、有些諷刺的阿片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