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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讀物
單元十三：殖民醫學（劉士永）
西疫/醫東漸 十七~十八世紀西洋醫學向日台周邊海域的擴張 劉士永
序幕
以白種人為主體的殖民者，延續著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的經驗與對遙遠國度財富的貪婪，一波波踏入號稱黑暗大陸的非洲與充滿著神秘色彩的亞洲。到了十八世紀以後，歐洲國家更前呼後擁地進入殖民運動的高峰期。隨著地理大發現的浪潮，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的遠東地區航運頻繁。西力東漸不僅是西方船堅炮利的實地操練，也是以屍首堆疊起來的榮耀與悲歌。傳統的醫學史家慣於採用英雄式的書寫手法，描繪歐陸海外殖民既光榮又悲慘的過程。其實，這種英雄史詩般的敘述隱含著兩個相互緊扣的前提：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與現代科學醫學(modern scientific medicine)，共同讓十七世紀以來歐陸列強新航路的開發競賽，一舉推昇成十九世紀大規模的殖民競爭，也意外造成西方醫學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
帶著手術刀，航向遙遠的東方
根據當前對大航海時代比較有共識的說法，大約是以1498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首度發現由歐洲到達美洲的航路開始；之後數個月中，達伽瑪(Vasco da Gama 1469-1524)再繞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到達印度，暗示人類史上以西方為中心的第一次全球化時代即將來臨。歷史學家一般認為，當1770年有英國哥倫布之稱的庫克船長(James Cook 1728-1779)發現澳洲後，即標示著大航海時代的尾聲—相對地，帝國主義時代(Age of Imperialism)悄然降臨了。 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我們所熟知的現代科學醫學還沒看到頭緒，這段時間比較重要的西方醫學理論，是啟蒙時代（The Enlightenment）由卡巴尼（P. J. G. Cabanis 1757-1808）等法國醫師領導的新希波克拉底運動（neo-Hippocratic movement），他們強調自然環境對身體與疾病的影響，因而也被稱為「環境醫學理論的復興」。相對這段時期快速發展的解剖學和外科技術，環境醫學的理論並未立刻對海上搏命的水手們產生衝擊。賈西亞(Garcia de Orta (1501/1502(?)–1568)恐怕是極少數，將這套理論應用於解釋海外未知疾病的醫界人物。賈西亞是一名猶太裔的葡萄牙籍內科醫師，1543年為逃離國內對猶太信仰的迫害，而隨艦隊航向印度臥亞(Goa)後，就定居斯地直到終老。1563年他發表論文，對尚處於風土病型態的亞洲霍亂(endemic Asiatic Cholera)與本地用藥有詳盡的分析。論文裡的描述不僅是歐洲人第一份針對亞洲霍亂的研究；從醫學史來看，他強調採取本地草藥治療的一番說明，尤其反映了環境醫學的治療觀點。 環境醫學之無法應用於海上另有現實的因素。內科醫師在當時的歐洲享有較高的社經地位，偏好藥物調理與高談闊論；只有不入流的外科醫師，才會願意用手觸摸病體並在血污中動刀。除了必須忍受海上航行的辛苦及水手的粗鄙外，遠離熟習的風土環境與藥物，更令這些養尊處優的內科醫師們裹足不前。在麻醉術還未發明、開刀器械與屠刀無異的年代，恐怕也只有粗獷體強的海上探險家，能耐得住傳統的放血與手術的致命性痛苦。 隨著工業革命的出現，歐洲工業生產及中產階級的醫藥與衛生需求，誘發了對於現代科學醫學的期待。然而，發生在工業革命後主要的科學醫學進步，幾乎都集中在十八世紀以後的歐美地區，因而也無法立刻改變航行於東亞海上水手們悲慘的命運。一封十七世紀初寄自日本長崎荷蘭商館的信件中就說，往來於澳門、呂宋、以及長崎的水手時刻都在與死神搏鬥，「壞血病人每天總會出現，更多的是小傷口潰爛變成腫脹屍體的開端、指甲破裂卻是以手臂截肢作為結尾…」。初試啼聲的現代科學醫學此時仍是歐洲大陸上有錢人的特權，至少也是新興資產階級才能享受得起的待遇。對於因為謀生或逃避法律迫害才登船作水手的貧農與下層民眾而言，藏在高級船員艙房裡的苦艾酒(absinth)、檸檬汁，不僅是平日望之不可得的奢侈享受，也是輾轉病榻時無緣的救命仙丹。儘管在內科與藥物上沒有太大的進步，新的外科技藝卻已經拯救了不少水手垂危的性命。十八世紀初，一名服務於長崎—呂宋航線上的船醫，就曾得意的向他的患者炫耀：「只要一把刀和灼熱的烙鐵，沒有我處理不了的傷口！如果再給我一鍋滾沸的熱水，我保證船上沒有必要保留停屍的空間！」
海角樂園的淪陷
隨著殖民者東來的可不只有船堅砲利，或是手術刀所代表的西洋醫學知識而已；疾病史裡著名的「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暗示傳染病也是這波全球化浪潮中不可輕忽的一員。1492年是近代世界史上一個大轉折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地球東西兩端開始捲入全球化的浪潮裡；隨新大陸發現而產生的貿易與物種交流，就被歷史學家稱為「哥倫布大交換」。 疾病的交流在這場交換中，最無聲無息卻也最致命。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來自歐亞舊大陸的天花和痲疹等疾病，消滅了美洲大陸上大多數的土著人口。歷史學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就認為，真正摧毀馬雅文明的不是有勇無謀的西班牙軍人，更不是宗教無遠弗屆的感召；而是隨征服者進入新大陸的天花瘟疫，導致毫無抗體的馬雅人死亡殆盡，千年文明盡成黃花。痲疹的威力也不遑多讓；1529年古巴發生痲疹大流行，讓天花肆虐後倖存的人口再折損三分之二；1531年，痲疹橫掃中美洲和印加帝國，造成宏都拉斯人口消失一半。相反地，梅毒卻可能是新大陸回贈歐洲殖民者的「毒蘋果」。1459年，在義大利那不勒斯港的法國傭兵之間，出現了首宗梅毒病例。某些醫學史家相信，這群傭兵就是或至少曾和哥倫布的船員接觸過。
孤立的島嶼人口、加速變形的病毒
隨著東西航運更加頻繁，疫病傳播與變異的速度也快速增加。來自舊大陸的傳染病也在一個個太平洋島嶼上，留下成千上萬的墳墓作為登陸紀念。1722 年，荷蘭人雅各布•羅格文(Jacob Rogeveen)發現了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小小的復活節島孤懸東太平洋上，島民身上當然也沒有歐亞「舊」疾病的抗體。1862年12月，秘魯人圍捕島上一千多名居民運往南美作奴工，殘餘十五人活著逃回島上卻把天花也帶了回來。1788年英國建立殖民地澳洲後，數年間有近百分之五十的澳洲原住民死於天花；紐西蘭的毛利人也受到波及，造成幾乎相同的死亡率。幾乎只要是歐洲殖民者停留過的地方，總要留下堆積如山的原住民屍體。這些病症對早已擁有抗體的歐亞民眾來說，雖然仍有致命的危險，但還不至於像太平洋上的島民有這麼高的死亡率，嚴重到曾經十分興盛的夏威夷王國，卻因人口短缺面臨勞動力不足導致饑荒的局面。在十九世紀前的兩百年間，傳染病隨著歐洲殖民者的足跡全球流竄，持續消滅太平洋上各島嶼人口的數量。1875年，四萬名斐濟島人死於痲疹，佔該島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很可能也是因為痲疹，讓北海道的原住民愛奴人數量銳減，使得明治初年入侵北海道的日本軍人與屯田兵佔盡優勢。 至於梅毒，這個來自美洲的復仇者，迅速地讓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陷入恐慌當中，但也跟著歐洲人海外拓殖的步伐來到亞洲。梅毒很快就在1498年出現在當時東方航路的重鎮—印度加爾各達，隨水手足跡傳播到各個港口。1512年日本爆發梅毒大流行，根據香川修德《黴瘡編》所述，當時日本認為梅毒來自中國，所以將此病稱為「唐瘡」或「琉球瘡」。從中國《本草綱目》的記載可以知道，明朝弘治、正德年間(1506—1511)有「楊梅瘡」流行，可能就是日本說法的緣由。 在舊疾病的蔓延之外，變異的病毒也在蠢蠢而動。原本屬於地方風土病的霍亂，1817年前後毒性與傳染力突然增強，在加爾各答爆發大流行。隨著航運的開通和世界貿易發展，霍亂病菌要不「騎著駱駝旅行」走向中亞，要不就隨著船上的飲水或壓艙水四散，流竄於各個航路港口之中。1820年，印度次大陸境內到處都出現霍亂的蹤跡；到1826年霍亂世界大流行止歇之際，東南亞、東亞、中國東南各省，甚至是深居中亞內陸的裏海地區無一倖免。根據英國的紀錄， 1736到1834年間，服務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僅有接近百分之十的人有活著做完任期返回英國的機會。另一個亞洲的「回禮」是鼠疫，一個在十八世紀後捲土重來的傳染病。1665–1666年的倫敦鼠疫爆發，正是疾病史上歐洲鼠疫最後一次的爆發紀錄。然而，鼠疫卻在十八世紀中葉後，再次從中亞和中國雲南地區向外擴散，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整個亞洲地區都已在鼠疫陰影的籠罩下。根據飯島涉的研究指出，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鼠疫傳播的路徑與航運和港口貿易息息相關。 根據疾病史學家的瞭解，在歐洲人出現以前，美洲居民並沒有痲疹、破傷風、斑疹傷寒、傷寒、白喉、流行性感冒、肺炎、百日咳、痢疾與天花這些傳染病。但隨著歐洲人登陸美洲，一波波來自舊大陸的傳染病流行幾乎使美洲大陸堆滿了死屍。到荷蘭人設立殖民地、漢人移墾日漸興盛後，臺灣原住民似乎也逐漸暴露在感染的風險下。痲疹與天花是十七世紀以前的歷史紀錄中，主要傷害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外來傳染病。就荷蘭人的紀錄來看，大約是美洲痲疹大流行一百年以後，臺灣才爆發痲疹疫情。1550到1650年代的百年之間，從印度臥亞(Goa)到澳門、馬尼拉、長崎都陸續有痲疹爆發的報告，臺灣或許正是這波疫情中連帶的受害者之一。前面曾提到，荷蘭在臺長官1653年的報告認為，天花與痲疹是當時肆虐臺灣南部平原的兇手；後來在1655和1656年也分別有大員灣南、北部原住民村落流行痲疹的報告。此外，1636年征討麻豆社之役，荷蘭紀錄上認為該社的瘟疫就是天花。1而東印度公司在1657年，也曾因為東部地方天花流行，被迫停開「臺灣東部地方集會」。嚴格說來，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似乎早有感染天花的「傳統」。孤懸海外的臺灣原住民，似乎如同尚未入關前的滿族一般，對於漢人習以為常的天花毫無招架之力。清朝統治臺灣的後期(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漢人入墾山地，增加不同族群的人口接觸，也意味著更廣泛的疾病傳播，或許就是臺灣版的「哥倫布大交換」。總的來看，新航路和殖民競賽促成了瘟疫的快速傳播與全球化，十七世紀以後幾乎沒有人能逃離全球瘟疫流行的陰影；一場發生在數千公里外的疾病，卻可能是臺灣本地疫情大爆發的開端。
幕府與明治時代的洋醫
早在日本室町時代(1338-1573)晚期，因應戰國社會、武家征伐所引入的「南蠻流外科」，早已標誌著日本出現了由下而上引入西洋醫學的歷史情境。室町時期的日本無庸諱言地，仍是漢方醫學昌盛的時代。日本戰國時代以後，以町人醫師為主體而發展出來的金創外科，由於社會上連年征戰而得到快速發展的契機。同樣也因為戰爭傷害與下層民眾的需求，此時剛傳入日本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們為爭取信眾，乃利用施善佈醫作為傳教的手段。西元1556年葡萄牙人路易斯(Luis Semeida)開始把西洋外科介紹到日本。1568年有兩位歐洲傳教士在京都設立南蠻寺，藉治病宣傳天主教義，若干日本人也隨其學習醫術；後來，修士們又分別于長崎、府內等地開辦教會醫院。於是，以十六世紀西洋醫學為核心的外科知識與動刀技藝，逐漸地在日本的漢醫社會中傳播開來。許多獨立執業的後世方醫家本來就不拘泥於古學說或師承傳統，因而大膽地就臨床治證的角度部份地採納南蠻流外科，甚至加以改良應用。其中，山本玄仙的《萬外集要》(1619)是現存最早受到南蠻醫學影響的日本外科醫書。後來，更發展出栗崎、中条、坂本流等日本醫師自創的南蠻外科流派。戰國武士實際的功利需要以及後世方醫家臨床實證的態度，為引進西洋外科醫學，在僵固的日本封建社會制度中撐開了一個細縫。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or VOC)成立，聘用醫生駐診僑居日本荷蘭商館的僑民。1649年賈斯柏 (Caspar Schamberger，1623-1706)醫師隨東印度公司駐守長崎，並收兩位當地的日籍學生為徒，是荷蘭醫生到日本行醫授藝的第一人。1650年，賈斯柏受命以手術診治幕府使節的重病，意外地讓荷蘭醫學有了向日本發展的機會，他甚至被幕府要求在荷蘭使節歸國後，續留江戶三個月。相較於早期天主教傳教士帶來的外科技藝，賈斯伯的外科手術十分粗暴，屬於受十七世紀末法國外科暨軍事醫學大師巴累（Ambroise Paré，1510–1590)影響下歐陸典型的軍事外科手法，但卻在日本普遍流行，諸侯大名紛紛派遣侍醫前來學習，荷蘭船醫的外科一時間成為德川幕府內廷唯一認可的西洋醫術，日本社會也就另外給了「阿蘭陀外科」或「紅毛外科」的名稱以示區別。 巴累的外科學於1706年由楢林榮休譯成《外科宗傳》。明和八年（1771年）三月四日，漢醫師前野良澤與杉田玄白往小塚原刑場觀臟，臨場對照荷蘭文解剖圖譜。前野等人驚異於漢醫對人體臟器的說法有不少問題，遠不如蘭醫學之重視眼見為憑，於是發憤寫成《解體新書》四卷。此外，自1720年起，西洋醫學典籍紛紛由長崎出島傳入並翻譯成日文。這些日本新興的西洋醫學派別的知識內容，有極大的部份與幕末蘭醫學傳統有關，高度仰賴翻譯日耳曼地區所流行的醫學理論。以《解體新書》為例；杉田玄白大概是根據1734年荷文版Ontleedkundige Tafelen翻寫而成，而荷文版事實上也是由1732年德人Johann Adam 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翻譯而來的作品。日本東西洋醫學的匯通到了十九世紀已不限於技藝或處方而已，由於更多具有儒學背景的專職醫師加入，對於西洋醫學理論的興趣逐漸觸及到公共衛生或國家治理的公領域層面。1874年頒布的《醫制》，則是將此一發展法制化，並預示日本現代醫學將與十九世紀末以來的西歐醫學合流。
臺灣：紅毛醫學意外的註腳
十七世紀的明帝國對臺灣島並不熟悉，士人與官府多半認為當地是瘟疫蔓延、未經文明開化的荒島。因此當1624年明朝軍隊與荷蘭人激戰八個月後，中國官方建議荷蘭人退出澎湖，搬遷至不屬於中國版圖的臺灣島另闢天地。占領臺灣的荷蘭人，很快就見識到臺灣瘴癘的可怕。深入平埔族部落的傳教士們恐怕是第一波受害者，但棲身在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的士兵及官員們，也很快就壟罩在感染的風險中。荷蘭在臺長官(Council of Formosa)曾在1653年10月24日的一封信中，提到臺灣發生嚴重的疫情：「這一年，在南區和北區的村落裡，不論老少，死於瘧疾和痲疹。這些疾病仍在流行之中，所以許多稻田已經荒廢未耕，而我們恐怕其結果將使臺灣人遭受更多的飢荒之苦。」從1650到1655年，光在西南部平原上，就因為這兩種疾病損失五個村落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對於熟習臺灣史的讀者來說，日本紅毛外科的推手賈斯柏或許是個陌生的名字，但對於派遣他前往長崎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應該耳熟能詳。這個公司成立於1602年3月20日，後來因為英、荷兩國在1780-1784年間戰爭不斷，導致國內對於亞洲貨品的需求量大減，使得公司經營出現危機，終於在1799年12月31日宣佈解散。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出醫生前往駐地的規定，也一體適用於臺灣的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與普羅民遮城(Provintia，又稱紅毛樓）。據聞，早在駐紮日本的三年前，賈斯柏即於1646年派駐臺灣，在臺南熱蘭遮城住了三年，身分應該就是專為當地荷蘭人治病的醫生。可惜除了他派駐臺灣的紀錄之外，我們並無法找到更多賈斯柏在臺灣期間的醫療事蹟。此時西洋外科手術在十七世紀基本上有技藝與器械上的改善，但由於沒有理論與藥物上的突破，應該還不至於能明顯地降低手術檯上的死亡率。然而，對於每年在臺不足千人的荷蘭士兵與商人而言，外科技術似乎並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反倒是如同鬼魅般伺機而動的瘟疫，讓他們與周邊的漢人、原住民隨時都活在恐慌之中。譬如1625年8月14日和1626年11月20日，分別有六十名、一百名荷蘭人因熱病而倒下。由於生病的人太多，迫使公司當局不得不冒著軍機外洩的危險，雇用中國勞工代替荷蘭人來蓋堡壘。也因為同樣的原因，使得當局被迫調整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的軍力佈署。還有，根據1626年6月24日的檔案記錄，該年因瘟疫流行、大量市民病故，造成普羅民遮城市況沒落；公司首次推行農業發展的計畫也因此流產。當時橫行臺灣的瘟疫，在記錄上多稱之為「熱病(fever)」或簡稱「瘟疫(plague)」，有可能就是今日認為的瘧疾，但也許是另一些會讓患者產生發燒之類炎症反應的傳染病。十七世紀的歐洲將我們所知的瘧疾(malaria)稱為寒熱症(ague)，而晚到1633年才有西班牙軍醫卡蘭嘉(Antonio de la Calancha)確認金雞納(cinchona)樹皮的治療作用，並以「上帝的樹皮(Jesuit's bark)」為名介紹給歐陸醫學界。也許是因為臺灣遠在千里之外，而且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版圖中不過是個轉口中繼站，金雞納製成的藥品，也就是奎寧雖然曾經偶而出現在記錄中，但到底有沒有應用在臺灣的治療工作上，或者僅是轉口輸出到日本及中國等地，這個問題至今還是個謎。 鄭成功在1661年率軍攻佔臺灣，儘管順利與荷蘭簽訂合約，但登陸不久後軍士隨即發生「水土不服，疫厲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而傳聞鄭成功和參軍陳永華之早亡，也和染患臺灣的與瘟疫有關：「（康熙）二十年(1681)，臺灣疫，先是有神曰天行使者，來居安平鎮陳永華宅，永華相與酬接．自是鄭氏之主臣眷屬凋喪殆盡。」在東寧王國統治臺灣的三十多年中，瘴癘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夢靨。在1683年領軍攻下臺灣的清軍首領，前鄭氏部將施琅就曾在1668年上疏康熙皇帝，提及隨鄭氏遷臺的中能「為武操戈」者不過兩萬四千人，然而數年間已有五、六千人傷亡病故，約損失了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移入人口。鄭氏政權時期的醫療觀點仍十分傳統，光從病名無法判斷他們筆下的「疫厲」、「疫」，是否和荷蘭人記錄裡的瘧疾與痲疹相當。不過在病理成因方面，兩方卻都常把病因歸咎於臺灣的水土不佳；荷蘭人雖沒有漢人「水土不服」的觀念，但仍歸因於當時西方流行的「瘴氣論(miasma theory)」與環境醫學理論。 不過，已有數千年歷史的鴉片與土茯苓(Sarsaparilla smilax glabra)確實曾應用於治療在臺荷蘭人的腸炎和某些熱症上。十六—十七世紀間歐陸上不斷的戰事，擴大了這種鴉片在消炎及陣痛上的需求；因此，1645年左右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醫藥紀錄中會出現鴉片酊或乾燥罌粟種子，其實是相當合理的事情。比較麻煩的反而是土茯苓這道藥品。屬於菝葜科(Sarsaparilla)植物的土茯苓，在中南美洲與中國華東、中南、西南及陝西、臺灣等地都能見到，也很早就被當地居民作為藥品使用。1536年歐洲人才將土茯苓從墨西哥引入，作為梅毒與風濕病的治療劑。後來廣泛運用於治療痛風、淋病、創瘍、關節炎、解熱、鎮咳與舒緩消化不適等病症。然而，因為中國產的土茯苓具有清熱解毒利濕的功效，也是傳統漢方裡主治濕熱淋濁、瘡瘍、與疥癬等症狀的常用方劑。1588年李時珍出版的《本草綱目》卷十八〈土茯苓條下集解〉，記載著土茯苓可以解楊梅瘡之毒，這一處方究竟來自西洋還是傳統漢醫，因為史料稀少實在無可考究。更有趣的從荷據到鄭成功領台的近百年間，貿易資料也顯示土茯苓是台灣輸日的重要藥材之一。而這一味藥在日本要界的使用上，也與清毒、退火、治梅毒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藥籤與十字架的戰爭
臺灣在荷蘭及明鄭時期有關醫療衛生方面的紀錄並不多，十八世紀後期，臺灣才出現了一些傳統的醫療措施和機構，但都不能算是現代觀念中的醫療機構。因此，除了漢醫治療外，求助於占卜祈禳等方式仍是台灣民間對付疾病的常見手段。傳統漢人以漢醫與寺廟藥籤為核心的治療行為，在十九世紀末遇上了第一波來自西方傳教士醫師的挑戰。1865年，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醫師來臺宣教，揭開了杜聰明所謂臺灣「教會醫學時代」的序幕。 十九世紀下半，有許多傳教士鼓吹利用慈善醫療作為傳教手段。1865年，醫師馬雅各展開在臺灣的醫療傳教活動，在臺南開設醫館。但隨即有謠言傳出，指控馬雅各施行邪術，挖取人心、內臟和眼睛來煉製藥物與鴉片，導致民眾包圍攻擊診所和教士，使得馬雅各不得不遷回打狗。1865年，馬雅各在打狗購置房屋改建為教堂和診所。可是，1867年，馬雅各又在埤頭（鳳山）北門興建教會遭到民眾強烈反對。從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十九世紀下半在中國本來就有不少類似的教案；而傳教士偏好以割除腫瘤、白內障以及摘取結石等具有戲劇性效果的外科手術來吸引病人，認為這類效果明確的療法會讓當地人信服西醫的效果；但這類動刀切割人體的治療卻常讓本地人以為傳教士在施展邪術妖法。但從醫學史的角度來說，馬雅各是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畢業生，在伯明罕總醫院(Birmingham General Hospital)當過醫師，因此外科訓練應該算是紮實。但實際上，這時馬雅各能運用的工具及知識並不多，操刀還是很危險的醫療行為。尤其對於早期臺灣常見的感染性疾病，馬雅各所依告的西洋醫療知識應該並不管用。平心而論，與馬雅各同時期的西醫動輒使用鴉片、水銀療法、放血的處置手段，跟同輩漢醫相比實在算不上高明很多；醫療致死的流言多少有它真實的一面。
幕未落、曲未終
地理大發現和殖民運動如一刀雙刃，既吹起了全球化交流的號角，也敲響了許多海角樂園的喪鐘。殖民者帶著藥瓶和手術刀而來，卻也將病菌隨處散播釀成慘劇；臺灣原住民步上百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的宿命。臺灣從十七世紀後，因為東亞海運大開與閩粵漢人渡海謀生，逐漸讓這個海角樂園淪陷在新、舊傳染病的夾擊中。不論是荷蘭人筆下的痲疹、天花，還是漢人口中的疫癘、瘴氣，都讓英國生物地理學家古里馬(F.H.N. Guillemard)在1882年宣稱：「福爾摩沙乃不宜居住的美麗島」。相對地，求生的意念提供現代醫學於十九世紀傳入臺灣的機會，基督教傳教士則扮演了重要的先驅角色。透過現代醫療的治療成果，傳教士期待贏得當地人的好感與信任；他們試圖把治療身體與拯救靈魂合而為一。然而，此一充滿良善美意的事業，在臺初期卻遭遇激烈的暴力抗拒並且導致不幸的流血衝突。這不僅是因為西洋醫學和傳統漢人的醫療或身體觀常有文化價值上的摩擦，使得本地人士能有效地抗拒基督教的教化與現代醫學的啟蒙；十九世紀以前西洋醫學在內、外科發展上的落差與侷限，也是暫時難以贏得人心的隱憂。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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