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reliminary Reviews |
鄭金生、李建民
| 摘要：「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後論升降焉。」（阮元語）本文共七節。從二十世紀初第一本醫學通史論起，涉及現代醫史研究相關的期刊、學會、機構與人事升降。鄭金生指出：五○年代是大陸中醫的黃金年代，西醫學習中醫人員加入醫史研究行列。文革之後，內史研究不斷深化；另一方面醫史出版、研究也出現「低水平重複」的現象。其次，鄭金生也由本身治史的歷程，陳述其師承、訓練、研究取向，作為現代醫史學術史的一個側面。本文是筆者（李建民）多次訪談鄭金生的記錄，並補注大量背景資料。鄭金生教授是江西南昌人，1965年考入江西中醫學院中醫本科班，1993年任北京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所長。主攻宋代藥學史、中醫文獻學。 關鍵詞：醫學史、內史、發明權 一、醫學通史的奠基石 中國現代醫學史通史以陳邦賢《中國醫學史》（ 1919）年最早。之後，有王吉民、伍連德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謝觀的《中國醫學源流論》、范行準的《明季西洋醫學的傳入》等。回顧現代中國醫史研究的源流，不妨先從這幾部專著說起。陳邦賢先生《中國醫學史》是中國近代醫學史的開山之作，蓽路襤褸之功甚偉。而且，在他從事醫史研究工作的六十多年中三度改寫（註 1）。陳老是我的師祖。1978我負笈北上求學時，先生已仙逝兩年。從老師們平時言談中，得知陳老為人極為敦厚誠樸，且治學勤謹，至老不輟。其《中國醫學史》創建了中國醫學通史的框架，搜集了許多重要史料，為此後的醫史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但因此後醫史發展十分迅速，新作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故自1957年以後，陳老的《中國醫學史》不見再版。現在大陸青年醫史學者已很少有人攻讀此書。1982年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在李經緯所長主持下，內部印行了陳老的《二十六史醫學史料匯編》一書（註2），此書在當今大陸醫史界頗受歡迎，很快售罄。王吉民、伍連德（註 3）兩位先生合作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註4），我們平時習稱「王伍醫史」。該書係英文，故即使是在醫史界，也很少有人讀過此書。我在讀研究生時，曾得覽該書的中文譯本。此中文譯本一般不為外界所知，我也只是從老師們那裡聽來如下逸聞：1966年一批醫史學者曾將「王伍醫史」譯成了中文，譯者中有我所的蔡景峰、馬堪溫老師。書成付梓，清樣甫出，「文革」驟起，於是此書出版與否遂成難題。「王伍醫史」在當時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作品，自然不宜出版。但版已排好，錢也花了，不出可惜。經「造反派」研究，只準用打清樣的版印刷十份，並限制流傳。其版片並隨之毀棄。這十本中文譯本自然成了醫史前輩們珍藏的書。看過我所收藏的中文版「王伍醫史」，我的印象是該書重在記述其當代的醫學發展情況，因此為了當今了解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醫學發展留下了極為寶貴的史料。對王、伍二位前輩，我知之甚少。但伍連德先生發奮使世界了解中國醫學史的故事卻令我終身難忘：伍先生曾於 1913年函詢美國學者嘉立森（Garrison），何以其《（世界）醫學史》巨著700頁，中國醫學之篇幅尚不及1頁，且多錯誤。答曰：「中醫或有所長，顧未見有西文述者。區區半頁之資料猶屬外人之作，參考無從，遂難立說。簡略而誤，非余之咎。」伍連德、王吉民二先生為此深受刺激，遂連袂用英文撰寫了《中國醫史》。「王伍醫史」向海外傳播中國醫史的功勞不可磨滅，同時也激勵我等後學自強不息，把中國古老的醫藥文化介紹給世界各國。謝觀先生（註 5）的《中國醫學源流論》是我最喜愛的醫史著作之一。該書的特點是不堆砌史料，做獺祭功夫，而是高屋建瓴，縱論中國醫學史上的主要典籍、學派及中醫發展的規律和特點。秦伯未便曾評說是書「海內醫家，嘆為絕作」（註6）。謝先生肄業於蘇州東吳大學。呂思勉云：「君於醫，雖不以是為業，顧自幼熟誦醫經經方，長而瀏覽弗輟。親故有疾，或為治療。遇儒醫世醫若草澤鈴醫，有一技之長，必殷勤詢訪討論，未嘗一日廢也」（呂思勉，《謝利恒先生傳》）。大概是基於上述的背景，謝先生的高明之處是在幾十年前就注意到社會、文化對醫學發展的影響。例如，他指出中國醫學發展與儒學之間的密切關係，用大量的事實闡述歷史上中醫發展總是比儒學慢半拍，即所謂「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他還提倡攻醫史者須略涉自然、社會諸學科。他的許多見解即便在現代也仍有實際意義。謝先生是近代醫史上的一位偉人，他不僅為中醫的生存嘔心瀝血，奮鬥不已，而且在學術上多所建樹。其功績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述的。 范行準先生（註 7）今年91歲，現在就住在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內，安度晚年。他雖因為年事已高，不再有精力從事醫史研究，但他的醫史著作和許多學術論文，至今仍令我們這些晚輩受益無窮。范老的《明季西洋醫學的傳入》（註8），系統地梳理了明季以來至近代西醫傳入的途徑、方式，以及重要人物、著作、事件等。恕我直言，在同類論題上，至今無人能掌握如此豐富的史料。我有這樣的體會，范老做過的題目，經常會使後人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之感。其爬梳剔抉史料的功底，我等難望其項背。除了《明季西洋醫學的傳入》之外，最近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國病史新義》和《中國醫學史略》，這也是先生的力作。其中，《中國醫學史略》集中反映了先生畢生研究醫史的心得。 1979年我到先生家的「栖芬書室」看書，先生告我：《中國醫學史略》二十萬字，是他在1960年時半年一氣呵成所撰寫的。許多史料憑腦中記憶，未遑細核。但也正因如此，該書予人一瀉千里、蕩氣迴腸之感。此書1960年曾內部印行，極少流傳。直至1988年才由中醫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時范老垂垂老矣，無力多改。范老治學從不追風趕浪、人云亦云，每直抒胸臆，絕不媚俗。他對五運六氣之說的抨擊從不留餘地，對各朝代醫學發展的特點也自成一家言。 1981年我們這一屆五名醫史碩士生的畢業論文均請范老審核，這五篇論文涉及領域相差甚大，且共計數十萬言，不料老先生不僅逐一看過，且均能提出中肯的意見，令我們五人欽服不已。二、一九四九年後的醫史發展 陳邦賢、李濤、范行準、宋大仁、耿鑒庭等先生在五十年代創辦雜誌，成立學會、出版專著，相當活躍。他們的活動對 1949年以後的大陸醫史研究有相當深遠的影響。有關這一問題，李經緯教授曾有文章談及。有興趣者可參考李先生的〈中國醫史學的三十五年：1949~1984〉（註9）。上述幾位前輩，正是五十年代醫史界的領頭人和中堅。但要談他們對1949年以後的大陸醫史研究有何具體的影響，我以為特別要提到的是李濤、陳邦賢二位前輩對醫史教育的貢獻。我個人的觀察是，影響此後醫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不是雜誌，不是學會，也不是幾部專著，而是他們培養的醫史接班人促成了此後醫史的新發展。李濤教授（註 10）早在1946年究在北京醫學院組見了我國第一個醫史教研室，他在立言的同時，從事樹人的工作。1949年以後，他不僅赴濟南、上海講學，還於1956年在中醫研究院主辦了「全國醫史師資進修班」，親自授課，所培養的學生均為今天大陸醫史的學科帶頭人。所惜1957年該班甫結業，李濤教授竟因積勞成疾，溘然長逝。陳邦賢作為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濤兼任主任），也培養了好幾位醫史學者。現在大陸我的老師輩學者中，大多都是李、陳二老的傳人，例如，程之範、李經緯、蔡景峰、馬堪溫、甄志亞、張慰聖、龔純、姒元翼、陸肇基、熊同儉等，他們是六十年代以後醫史發展的主力軍。因此，我個人認為李濤、陳邦賢等老前輩重視醫史教育，是對醫史發展影響最大的一項業績。 其次，五十年代大陸與蘇俄交好，當局提倡中醫，這段時間到「文革」的前十年間，大陸醫史研究簡單地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作為線索（註 11）：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1955年大陸有一批西醫學習中醫人員改行從事醫學史研究，這是一段有趣的歷史。我想，五十年代可以說是大陸中醫的「黃金時代」。那段時間當局大力提倡中醫，反對民族虛無主義。為了繼承和發揚中國醫學遺產，五十年代初期組織西醫學習中醫。1955年12月，在中醫研究院開辦了第一期全國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1958年7月該班畢業，有一些外地的學員留在中醫研究院各部門工作。當時醫史學科人員較多，因此有的西學中人員便被分配到醫史室工作。舉個例說，李經緯先生就是當時從事醫史研究的西學中人員之一。李老師原是西醫外科訓練背景的，我曾問李老師為甚麼當時選中了他學醫學史。李老師回答，他畢業的論文是談中醫古代外科的成就，發表後受到好評。根據其論文的內容，就把李老師分配到陳邦賢先生門下從事醫史研究。這種改行是根據當時學科發展的需要。 我想，西醫學習中醫人員參與醫史研究行列，確為當時的醫史隊伍增添了新鮮血液。針對社會上和醫學界都有「中醫不科學」的成見，這批西學中人員利用他們的西醫的知識，弘揚中醫的歷史成究，為中醫的「科學性」張目。但其醫史研究取向是否存有待商榷之處，也是值得省思的。 三、醫史期刊的沿革 《醫史雜誌》、《醫學史與保健組織》與《中華醫史雜誌》等三種醫史刊物名稱雖有不同，但彼此卻是緊密關聯著的。而且，不同時期的刊物也反映著各時期的政治、文化脈動。先談《醫史雜誌》的沿革。 《醫史雜誌》由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創刊於 1947年，出版了2卷8期（包括合期，實際只有5期）。1949年因故停刊。1951年復刊，至1952年又出刊2卷8期（共計4卷13期）。1953年根據中華醫學總會決議，自第五卷起改名為《中華醫史雜誌》，以此刊名出刊3卷12期。1956年，有關部門為了給保健組織提供學術交流陣地，同時也是為了「集中人力物力合辦一個定期刊物，以響應政府節約的號召」，遂從1957年起，將《中華醫史雜誌》改名《醫學史與保健組織》。此時醫史方面的論文數量明顯的減少，但質量仍然較高。這份雜誌只辦了二年（季刊），由於許多因素，1959年該刊與《中華醫學雜誌》合作，改名為《人民保健》。《人民保健》中每期的醫史文獻只有一至二篇，故從1959年起，醫史雜誌實際等於停刊了。直到1980年，《中華醫史雜誌》才正式復刊，至今沒有中斷過。以下，我便簡述各期刊的特色。《醫史雜誌》（ 1947~1952）的風格基本上是一致的，注重對古代醫學文獻、疾病史及醫史重大問題的探討。這一時期的作者隊伍比較小，但水平卻很高。經常發表文章的有范行準、王吉民、余雲岫、李濤、宋大仁、吳雲瑞、葉勁秋、耿鑒庭、伊博恩、陳邦賢、謝誦穆、丁濟民等老前輩。這一時期有很多重頭文章發表，如范行準先生的預防醫學史等，至今仍有其學術參考價值。《中華醫史雜誌》（ 1953~1955）的風格有了比較明顯地改變。國外醫學史的比例佔了很大的比重。在此之前，雖然醫史雜誌也有國外醫史的作品，但並沒有偏重那一個國家。而在這一時期，雜誌卻被劃分為三個欄目：祖國醫學、蘇聯醫學、世界醫學。其中，最為顯目的是蘇聯醫學。據說雜誌設此欄目的在於「介紹蘇聯醫學的發展和成就，作為新中國學習蘇聯醫學的參考」。由於蘇聯醫學史的文章佔了很大的比重，而彼邦醫史學好爭「發明權」的風氣也就不可避免的給中國醫史界帶來影響。因此像首先應用汞合金充填牙齒的光榮史、《新修本草》是世界最早的藥典之類的文章也就應運而生（註 12）。這在當時對提高中醫地位、反擊中醫「不科學」的成見發揮一定作用。《醫學史與保健組織》的出現正值 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有些老醫史學者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文章明顯減少。雖然這段時間刊物也發表了幾篇疾病史、中醫學科史的高質量論文，但從總體而言，醫史研究是停滯了。到1958年，該雜誌登載的醫史論文已經很少了。1980年《中華醫史雜誌》復刊，其重要特點是醫史研究領域顯著擴展，作者隊伍明顯增大。在內容上除了中國古代醫學之外，有關近代醫學史、少數民族醫學史、世界醫學史、醫史學理論研究、醫藥行業史、地方醫學史調查研究等方面的文章顯著增多。大批中青年醫史學者一顯身手，無論在內容還是角度方面都較此前有很大的改觀。 但「文革」之後（1976年之後）大陸的醫史研究似乎越來越局限於醫藥學術（即台灣所云「內史」），其內史的深度不斷加深，以致於少數著作非醫學人士很難讀懂。由於新人多為醫生出身，因而文史功底不足（當然也包括我本人），對社會史、文化史知之不多。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國門的開放，大陸學人的眼界不斷開闊，因而有些學者（準確的說是中青年）開始注重從多角度、多層次來研究醫史，已有一些新作問世（如您所評廖育群的《岐黃醫道》等）。這些新凸出土的苗芽不免稚嫩，相信會有更多較深沉之作會隨後而起。換言之，大陸以內史為主、以敘述醫學「發現」、「成就」為重點的醫史研究取向，今後或許會有新的轉變。 四、醫史機構的建立—「中國醫藥研究所醫史研究室」 1951年，在中央衛生研究院的中國醫藥研究所之下設有醫史研究室。此乃中國醫史專門研究機構之起始。1955年12月，該室併入新成立的中醫研究院，由李濤、陳邦賢先生任正、副主任。與此同時，中醫研究院成立了編審室（後曾改名文獻資料研究室），于道濟、余無言、王雪苔等先生曾先後任該室正、副主任。在中醫研究院成立之初，研究機構只有三所二室，即內外科研究所、中藥研究所、針灸研究所；醫史研究室、編審室。可見醫史文獻在中醫研究中是擺在比較重要的地位的。 醫史室的任務是研究醫學發展之規律，編審室除了整理研究中醫藥文獻、編寫教材之外，還負責中醫雜誌等刊物的編輯工作。1971年，醫史室與編審室合併，成為醫史文獻研究室。陳邦賢、馬繼興、馬堪溫、丁鑒搪等先生以及1958年西學中班畢業後從事醫史文獻研究的李經緯、蔡景峰、余瀛鰲等先生均為該室成員。直到1978年之前，該室研究人員只不過十幾個人。 1982年5月28日，在醫史文獻研究室主任李經緯先生等的努力下，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正式成立，李經緯先生為首任所長。該所下設第一、第二醫史研究室，第一、第二文獻研究室，另有中國醫史博物館、圖書資料室，及行政辦公室、科研辦公室。這一體制沿襲到現在。1985年所領導班子換屆，仍由李經緯先生任所長。1991年換屆，由余瀛鰲先生任所長。1993年換屆，由我任所長。1997年4月又值換屆，在全院招聘所長，有志者可以應聘。 回憶起來，1978年是醫史文獻研究室人員擴充最劇的一年。78年有6名工農兵學員畢業，分配到醫史文獻研究室，跟隨各位老師從事醫史文獻工作。同時該室在全國率先招收了第一批5名醫史碩士研究生，以後每年招收數名研究生，最多的一年招收了9名研究生。這些研究生畢業後部份留所工作，充實醫史文獻研究隊伍，解決了青黃不接的問題。到了1992年，本所人員達60名，其中研究人員維持在40名上下。1992年以後，隨著經濟大潮的衝擊，人員開始分流。有些研究人員或科研輔助人員下海經商，或調到經濟收入較好的出版社、雜誌社。因此，到目前為止，本所人員下降到45人。30餘名研究人員中，現有正研究員8人，副研究員14人。 我所的前身醫史室、編審室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經做出了許多重大成績。例如出版了《中國醫學史》、《傷寒雜病論語譯》、《金匱要略語譯》等書，對當時的中醫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七、八十年代，以馬繼興先生為主的《武威漢代醫簡》、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導引圖》等方面的研究，以李經緯等為主的《中醫名詞術語選釋》、《簡明中醫詞典》等，均在國內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近二十年中，本所科研成果斐然。由本所研究人員主編的《中醫大詞典》、《中醫人物詞典》、《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史》、《馬王堆古醫書考釋》、《神農本草經集注》、《敦煌古醫籍考釋》、《中醫文獻學》等多種醫史文獻著作，均獲得學術界的好評。 在培養醫史文獻人材方面，本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早在五十年代，就在李濤教授主持下舉辦了第一屆全國高等醫學院校醫史師資進修班，其學員成為六十年代以後醫史隊伍的主力。八十年代在本所成立了全國醫史、文獻兩個培訓中心，舉辦了醫史培訓班和文獻培訓班，先後為各地培養了高級醫史文獻研究或教學人材百餘名。此外，本所從1978年到現在，已經培養了碩士、博士研究生50餘名。經本所培養出來的醫史文獻人材有許多已成為學術研究的骨幹或帶頭人。 近幾年，在經濟體制改革轉軌的過渡時期，醫史文獻研究由於很難產生直接經濟效益，因此不可避免的帶來研究經費不足等方面的困難。我想引用最近《健康報》的一篇報導以作說明： 據了解，現存國內各地的古醫籍文獻達1.2萬多種，按計劃目前已整理出版了400多種。那麼是否可以說，重要的醫學經典已經整理過了，不用再咬文嚼字去摳那些古籍了？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所研究員李經緯談了他的看法：經多年努力，中醫典籍確實整理出不少。總體上看，有些搞的較嚴謹，也有些在整理中還存在不少問題。由於在醫籍文獻的整理出版上缺乏統一的、有約束力的規劃，國家花錢不少，但力量分散，效果仍不盡如人意。人民衛生出版社的老同志也反映了中醫古籍出版質量方面的問題：目前出版社出書不少，許多出版社都出版中醫古籍。一方面出版有學術價值的書困難，中醫古籍出版費用高，發行量小，有相當一部份好書是賠錢出版的；另一方面出書濫，不少書書粗製濫造，低水平重複（註13）。 我想這樣的問題在其他某些國家的醫史界也同樣存在。但我相信，有志於獻身醫史文獻專業的人士一定會克服暫時的困難，把醫史文獻研究繼續推向前進。 五、走上醫史之路 我走上醫史之路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我雖然從小對歷史、文學比較喜好，但確從未接觸過醫史。1965年考取江西中醫學院，入學一年，就碰上「文革」。一直折騰到1968年12月，被下放的江西生產建設兵團，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其實也就是務農種田。這段時間，我擔任連隊衛生員，曾在深山老林採集草藥數月，從而與中草藥結了不解之緣。 1970年7月，我們這批「文革」前入學的最後一批大學生總算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江西藥科學校從事中藥鑒定教學。兩年後，藥科學校併入江西中醫學院，於是我又返回母校。1972年10月我曾到北京中醫學院（當時該院與中醫研究院是一個整體）進修鑒定藥物近一年，與我現在的醫史老師們共處一樓，卻無緣相識。 1976年「文革」結束，百廢待興。至1978年，中斷了十幾年的招收研究生制度重新恢復。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研究生」三個字是相當陌生的。但有一點是明確的，考上研究生就意味著有機會再讀幾年書，這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從70年到78年這8年間，為了補上在荒廢歲月所擔誤的課程，我幾乎是夜以繼日地補習大學功課，有時是邊學邊教。除了溫習中醫課程之外，我又因中藥教學工作所需，學習了植物分類學、中藥鑒定（相當於過去的生藥學）等課程，並自學了日文（高中時學的俄文毫無用處）。那時，我教的是「工農兵學員」，時興「開門教學」，所以一年倒有半年在野外或基層醫療單位帶著學員邊實踐邊教學。這段經歷使我對中藥從生產到使用的全部過程有了系統的了解。因此，在報考研究生選擇專業時，我很自然地考慮中藥專業。可惜的是，1978年中藥專業招生的導師奇少，自己又不願意放棄求學機會，於是選擇了醫史專業，指望著能從事藥學史研究。這一選擇就使我從走上了醫史之路。 1978年10月，我別妻離子，負笈北上，壓抑了多年的求學欲望終於得到了滿足。那年我已33歲了。三年的碩士研究生學習期間，我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識，並選修了英語。我的幾位導師給了我多方面的教益。 說起導師，也非一言能盡。我們第一屆醫史碩士生有5人，屬於李經緯、蔡景峰、馬堪溫三位導師集體指導。造成所謂「集體指導」的原因，是因為十年「文革」的耽誤，三位導師當時還僅是助理研究員，不能單獨招生，故採用集體指導的辦法。但三人指導五人，畢竟不方便。於是一年後，我們就要求「分導師」。老師們讓我們個自報出自己的興趣所在，然後根據他們各自的研究領域決定誰指導誰。結果是李經緯老師指導傅芳，蔡景峰老師指導胡乃長，馬堪溫老師指導馬伯英、趙紅軍（後改名為趙洪鈞），剩下我，特別為難。因為我選的是中藥史，而三位導師都是西醫學習中醫出身，都說對中藥不熟悉，於是，他們決定請馬繼興老師來指導我。馬先生1945年畢業於華北國醫學院，曾寫過《中國本草學源流初集》等。承蒙馬先生不棄，收為門下，從此選定中國藥物學歷史作為終生主攻的方向。 醫史研究生在中國歷史上還從未有過，應該怎樣培養，可讓我們幾位導師辛苦了。當時大學的醫史課使用的是《中國醫學史》統編教材。但這只是入門書，教育研究生肯定不夠用。於是，老師們邀請了在北京的科技史、世界醫學史以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專家為我們授課。我記得曾經聽過宗教史、哲學史、數學史、天文史、生物史、農學史、化學史、物理史、西洋醫學史等許多課程，開拓了自己的眼界。我所的老師們各自講述自己的專長、治學的經驗和研究心得。例如，蔡景峰老師魏晉南北朝醫史、少數民族醫史，李經緯老師的隋唐醫史和外科史，趙璞珊老師的宋金元醫史和兒科史，馬堪溫老師的明清醫史和中外醫學比較史等，綜合起來，就是比較系統深入的中國醫學史課程了。馬繼興老師則從70年代後期開始，講授由他創立的《中醫文獻學基礎》，使我們對古代中醫文獻的總體狀況、怎樣閱讀和研究中醫文獻有了初步的認識。馬老師當年油印的《中醫文獻學基礎》，經十幾年的增補修訂，終於在1990年正式出版了《中醫文獻學》一書，成為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 對我治學影響最深遠的是馬繼興先生。馬老的個人經歷可以說是歷盡坎坷，但他對中醫醫史文獻研究卻始終痴心不變。他治學的特點是特別注意佔有第一手資料，決不空虛浮泛。記得我讀研究生時寫了一篇習作，他閱過之後立即發現有一段引文有誤，我承認是從《醫籍考》上轉引的。他馬上帶我進資料室，將《醫籍考》之文和原文對照，發現了《醫籍考》的排印錯誤。然後嚴肅告誡我治學要注重第一手資料，不能偷懶耍滑，不能憑想像推測立論。此後在工作中老師嚴謹的學風和刻苦的治學精神給了我很深刻的教育。馬老曾引用白居易律詩中的幾句話：「候病須連脈，防流要塞津。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白香山詩集•後集》卷七）這詩末最後的「勤」字，也正是馬老師自身治學寫照（註14）。 另外，馬老特別「惜名」，從不做敗壞學術名譽的事。有些人喜歡在書上領銜掛名，不管是書質量是否高。但馬老卻不然，掛名不做事的事情他從不接受。凡署有他名字的書，都是經過他辛勤勞動的結果。偶而也有人假借他的名字以招高其書的身價，對此老先生是不依不饒的。馬老師對醫史文獻均有很深的造詣，但偏重於文獻研究。因此，這對我從事醫史研究助益頗大。這些年在馬老的影響下，紮紮實實看了很多書。例如在撰寫碩士論文《宋代本草史》時，通讀了所能見到的所有宋代醫藥書，涉獵了在北京能找到的宋代史書、地方志和筆記小書，收穫很大。這些都得益於先生的言傳身教。我追隨馬老師快20年了，總還是覺得老師身上有我學不完的東西。 另一位對我治學影響很大的老師是安徽蕪湖皖南醫學院的尚志鈞老師。尚老師畢生研究本草史，我久聞其大名，因此好幾次回南昌探親時繞道蕪湖拜訪尚老。尚老和馬老治學的共同之處是刻苦嚴謹，但尚老的工作環境更為艱苦。記得八○年代初與尚老通信，他連正規的稿紙都無力購置，平時寫信用的是印刷廠印刷商標的報廢品。尚老知識淵博，但他堅守「學貴乎博而業貴乎精」的信條，成年累月，夏揮蚊，冬呵凍，從事本草文獻的輯佚、校勘，以及本草史的研究。至今他已出版了《神農本草經校點》、《名醫別錄》、《新修本草》'《本草圖經》等多種輯佚校點本草書。在本草研究方面，我有幸得到尚老許多具體指導，並跟隨尚老出版了《歷代中藥文獻精華》、《證類本草》（校點本）二書。 為了求學，我和家人分居兩地長達七年。1985年，妻兒始成為有北京戶口的居民。尤其感到慚愧的是，在兒子童蒙初啟時期未能盡到父親之責。但我又感到幸運的是，在北京這藏龍臥虎之地、文化交流的中心，自己能得到許多的教益。例如，陳垣的弟子趙璞珊先生是本所唯一一位學文史出身的老師，他給我所贈送的《陳垣史源學雜文》一書，使我獲益匪淺。山西的賈得道老師所著《中國醫學史略》（1978年）是我剛步入醫史之途常讀之書，他對歷代醫籍的評價有其獨到的見解。黑龍江中醫學院車離教授善於把哲學和醫史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成果斐然。車老師為人耿直坦率，敢於直言，具有史家之風。雖然我們各自研究領域不同，交往不多，但我對他相當欽慕。遼寧中醫藥研究院的史常永教授也是我敬佩的老師之一。看他的文章，長文令人不忍釋卷，短文令人咀嚼難忘，每文必有新意。對我有影響的大陸醫史文獻界的老師很多，除了以上所述之外，還有：
以上十家，是我略舉曾追隨過或共事過的幾位醫藥史界的前輩。若能對他們的學經歷與著作稍作爬梳，也可以對現代醫史的學術史的背景源流有個大致的輪廓。 至於非醫藥界的前輩，對我影響較大的是胡道靜先生。胡先生對《夢溪筆談》的研究之深是海內外皆知的，在農業史的研究成果卓著。我研究本草，胡老大作是必讀的。又有幾次到上海登門求教。老先生學貫中西，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為人純樸厚道，對我們這些無名後學呵護備至。從他那裡我學到不少東西。1989年胡老推薦我參加他主編的《中國古代科技名著譯注叢書》，在他主持下完成了《食療本草譯注》（1992）。胡老身體不好，但不管是誰的信，必及時親筆回覆。他事務繁多，終日操勞不已。我在他家親眼見他如老黃牛般負重耕耘寫作，心中是既敬且惜。 除老師輩之外，我的許多同輩朋友，事實上也對我治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醒。其中我必須提一下兩名外國友人，一位是德國的文樹德（Paul U. Unschuld）教授，另一位是日本的真柳誠教授。 文樹德先生曾邀請我到慕尼黑和他一起英譯《黃帝內經素問》，我倆併肩工作近二年之久，朝夕相處，切磋琢磨，眼界大開。文先生對我來說是亦友益師。他對中國和中醫藥情有獨鐘，這些年撰寫了不少中醫醫史著作，翻譯了幾部中醫藥書籍。在掌握中醫藥醫史資料方面，對一位外國學者來說是不能苛求的。文教授研究醫史的視野開闊，這是我所不及的。我所接觸的大陸學者以學醫出身者為多，治學思路近似，大家主要關注醫藥本身的發展，而較少深入探討影響醫藥發展的外部環境因素。文教授則不然，他知識面廣，思路敏捷。他的許多見解令我領會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一古語的含義。例如，他曾在大陸發現一舊時旋風裝的醫藥小冊子，後幾經考證，發現這是過去所謂「走方醫」（又稱「鈴醫」）的授徒文書，又陸續發現多種這方面的書籍。我想文教授的發現，可能會開拓出走方醫研究的一片天地。近年我的研究思路有所擴展，主要得助於文教授的教益。 其次，日本真柳誠教授也是對我影響甚大的好朋友。他鑽研中醫藥古籍到了入迷的程度。最近，在他的首倡下，我和馬繼興教授、王鐵策副教授共同努力，已將六七十種中國早已散逸、但卻獨存於東瀛的中醫善本古籍陸續複製回國，加以考證，為研究醫學史提供了許多新而有徵的史料（註15）。真柳先生的研究範圍和思路與我比較近似，因此我們之間的共同語言比較多。 六、醫史研究取向──以宋代本草史為例 宋代本草學是整個本草史的主要焦點所在，發揮著承上啟下、極為重要的樞紐作用。造成其特殊地位的歷史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北宋印刷術的發展。現存醫藥書籍到北宋才開始借助印刷術以廣其傳播，從而結束了手抄醫藥書的時代。 再者，宋代的帝王中頗多對醫藥感興趣者。王公大臣中通醫知藥者亦不乏其人。他們在本草書由手抄轉向版刻的歷史轉折關頭，充分注意發揮政府的組織和協調作用，向全國徵集散落民間醫藥書籍，在全國範圍展開藥物普查，成立專門的醫藥文獻整理出版機構──校正醫書局，確立由儒臣和醫家連袂組成的醫藥書籍整理班子等。這些舉措使得宋代本草在文獻整理與藥物實際調查兩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具體來說，北宋時政府三次纂修本草（開寶、嘉佑、政和），最有效地將當時所能收集到的宋以前本草資料匯成一書。官修本草嚴密的編纂體制，使得宋以前歷代本草資料出處詳明，發展脈絡極為清晰。宋本草的成就集中在《證類本草》一書。可以說，一部《證類本草》是北宋以前本草資料的淵藪，又是宋代以後本草發展的主要依托。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實際上是以《證類本草》為藍本重加編纂的。由此大略可知宋本草在中國醫史的位置了。 其次，國家介入醫學，在我國古代最多也見於宋代。這主要是取決於當時的統治者或統治階層對醫藥的態度。如上所述，北宋有好幾個帝王對醫藥特別感到興趣。這一傳統始於宋太祖趙匡胤，他不僅自己會灸法，而且在征伐南漢時就注意徵集醫藥圖書。宋太宗趙光義「昔自潛邸，求集名方」，這大概也屬於「家藏方」的傳統。太宗即位之後利用國家力量向全國徵集圖書，並下令撰寫《太平聖惠方》，使大量的醫藥資料在兵燹之餘不致散逸。 北宋政府下詔徵集民間圖書之舉有若干次，延續百餘年，保存了大量的醫藥書籍，故蘇頌稱贊說：「宜乎聖君哲輔，留意於搜輯也」。北宋時國家介入醫學的舉措主要有以下五項：(1)、組織「校正醫書局」，系統整理出版醫藥書籍十餘種；(2)、創立官藥局，參與藥材市場競爭；(3)、頒佈製藥規範《和劑局方》；(4)、興辦醫學教育，舉行醫學考試，大力選拔醫藥人材；(5)、開展全國藥物大普查，為官修本草準備素材等。而北宋皇帝為醫藥書籍寫序是歷代最多的，專門以宋徽宗名義撰寫的醫書有《聖濟經》。最高統治者重視醫藥，對提高醫藥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當然，國家介入醫學也要看如何介入。對那些靠私人之力無法成就的醫藥事業，國家的襄助無疑是最需要的。但國家不宜直接介入學術，更不能指望靠政府之力左右醫學學術的發展方向。古今中外，常可見因當權者的個人愛好、宗教信仰、政治傾向等原因而插手醫學學術的例子。例如宋徽宗憑個人喜好，利用國家力量強行推行五運六立學說，頒佈運歷等，對此後世頗多垢評。 七、二十一世紀的醫學史──「生命醫療史」的誕生 1980年我第一次在首都圖書館拜讀過劉伯驥先生的《中國醫學史》。此書雖是與陳邦賢先生之作品風格近似，但搜羅史料之詳盡（尤其是醫政史的記載更是豐富），令人欽佩。此書是目前在大陸影響最大的一部台灣醫史專著。其次，我接觸較早的是那琦先生的《本草學》。此書受日本岡西為人《本草概說》的影響較大，但也不乏那老自己研究的成果。大陸研究本草史的學者都很喜歡這部本草史專著。此外，台灣還有一些醫史作品，但其成就似都不如上述二書。 不過，近年來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異軍突起，發表了一系列的醫史文章。這些文章思路新穎，史料翔實，令人耳目一新。後來杜正勝教授惠賜〈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一文，方知其中來龍去脈。恩師馬繼興先生訪台帶回來一批資料，並在本所專門介紹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業績，增進了兩岸醫史研究的互相了解。 最近，我拜讀了貴所學者的許多文章，獲益良多。我的初步印象是，台灣學者目前發表的醫史文章在史料搜集方面是相當紮實的，但研究的內容大多是介於社會史與醫療史之間的一些課題，還很少深入中國古代醫學的核心地帶，我指的是中醫學術理論和學科發展等內容。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過去我們很少涉獵，所以讀到這方面的醫史文章，覺得很新穎（註16）。我冒昧地猜測，也許是因為貴所學者不是醫者出身，所以不輕易直接探討醫學理論源流等問題。而大陸從事醫史研究的人員絕大多數是學醫（中醫或西醫）出身，所以研究範圍大概屬於杜所長說的「正統醫療科技史」。因此兩岸醫史研究可以說是各有所長。 現在我們是分別從「外史」、「內史」兩頭向對方開鑿隧道，希望經常交流信息，早日打通內、外史之路。不要形成「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這種局面，內、外史是無法匯通的。 就我個人來說，近年通過和西方學者交往，以及最近從史語所眾多研究文章得到啟發，已經開始注意醫藥發展與社會文化的廣泛聯繫。我是學醫出身的，對社會史方面的知識相當欠缺，以後打算邊學習、邊研究，請台灣各位醫史同道不吝指教。 後記：本文初稿蒙杜正勝師，阮芝生師過目指正，謹此謝忱。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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