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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二：傳教醫療（李尚仁）

台灣早期醫療傳道中的謠言與衝突 

李尚仁   Shang-Jen L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醫療傳教士基督教的海外傳教事業中扮演重要角色。人口眾多的中國一直是傳教運動急欲開拓的領域。伯駕（Peter Parker）這位同時具備神職和醫師資格的美國醫療傳教士於一八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抵達廣州，隨後和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師科立芝（Thomas Colledge）以及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於一八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同創立了中國醫療傳道會（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正式為十九世紀基督教在中國的醫療傳教事業揭開序幕。但因清政府對外國人在中國居住活動的限制，柏駕等人只能侷限其活動於廣州和澳門兩地。要到一八四三年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中國開放五口通商，西方傳教士才能跨出廣州。在英法聯軍之後簽訂的天津條約以及一八六○年簽訂的中法北京條約，進一步賦予了中國人信奉基督教的自由，也允許歐美傳教士到中國內陸傳教。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醫師於一八六五年來到仍在大清帝國治下的台灣宣教，成為第一位來台的醫療傳教士，也揭開了杜聰明所謂台灣醫學史之「教會醫學時代」的序幕。以今天大多數人的觀點，西醫的引進代表了「科學」和「進步」，傳教士為「醫療資源不足」的「落後地區」帶來免費的慈善醫療，紓解當地人的病痛，理應大受歡迎才對；然而，這樣的想像卻和傳教醫療在台灣的早期狀況出入甚遠。

馬雅各來台行醫固然醫治了不少病人，但也引發不少衝突，甚至導致流血和死亡。要瞭解此一出人意外的發展，就必須探討當時傳教醫療與傳統漢人文化遭逢時所迸發的矛盾和衝突。

馬雅各來台行醫與民教衝突

十九世紀下半，有許多傳教士鼓吹利用慈善醫療作為傳教手段，認為治療病痛是克服偏見、爭取好感的最好辦法。醫療傳教士宣稱，治療病痛不只是慈善行為，還有深刻的宗教意涵；因為聖經記載，耶穌基督曾多次行神蹟治療病患，醫療傳教可說是效法基督的行誼。例如，威廉．慕爾（William Muir）在他為約翰．洛爾（John Lawe）的《醫療傳教》（Medical Missions）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形容醫療傳教士是在「追隨救主的典範。祂本人以及祂的使徒在醫治病人的同時，也宣告了天國即將到來的福音」。

中國開放傳教之後，英國長老會先在廈門建立據點發展；由於台灣和廈門語言相同，該會傳教士認為台灣是下一個拓展傳教工作的理想地點。一八六四年初，馬雅各抵達廈門學習語言，十月前往打狗、埤頭以及府城等地考察。次年，在配藥助手黃嘉智隨行下，從打狗上岸，展開在台灣的醫療傳教活動。

馬雅各來到台灣後，便進入府城（台南）這個當時台灣最大的城市傳教，並在繁榮熱鬧的看西街開設診所。他在當地進行免費的醫療服務，因而吸引了不少病患；但隨即有謠言傳出，指控馬雅各施行邪術，挖取人心、內臟和眼睛來煉製藥物與鴉片。控訴馬雅各的揭帖貼在許多地方的牆上，導致民眾包圍攻擊診所和教士。馬雅各向當地知縣求助，後者卻表示愛莫能助，使得馬雅各不得不遷回打狗。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馬雅各在打狗購置房屋改建為教堂和診所；一八六六年六月完工後，他便身兼醫師和牧師兩職。九月，又在教堂對面開設可以容納八名病患的醫館。打狗醫館的醫療工作也獲得海關醫官萬巴德（Dr. Patrick Manson）的協助。

一八六七年，馬雅各為拓展傳教工作，在埤頭（鳳山）北門購買房產興建教會；但當地民眾強烈反對，甚至有人闖入教堂劫掠，地方官卻袖手旁觀。馬雅各在醫院報告中提到，傳教士在台灣的「每個地方都會遭遇到神棍、街頭醫師以及排外的官員的敵意」；這些人「暗指我們秘密下毒、謀殺以及犯下其他的罪行……」。

例如，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一日，教徒高長在埤頭遭人指控在檳榔和茶水中下迷藥，導致婦女程林便涼陷入瘋狂。高長先被當地民眾毆打，後又遭官府逮捕下獄；馬雅各商請英國外交官員前往營救，卻不得其門而入。當地民眾又攻擊基督教徒並拆毀北門教會。

在謠言紛起緊張危疑的氣氛下，日常的小衝突很容易就迅速擴大而一發不可收拾；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信徒莊清風被殺事件就是這樣的不幸事件。莊清風信奉基督教之後，他的妻子許云涼不肯入教，兩人常生爭執，莊清風為此經常動手毆打妻子。許云涼不堪毆辱而逃回娘家，莊清風追至後和當地村人發生衝突，被一名憤怒的村人持刀殺死。原是一場家暴糾紛，就這麼演變成台灣教會史上最早的基督徒「殉教」事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九月十九日，民眾到縣府指控馬雅各殺人煉藥行邪術。群眾在神轎指引下，從教堂院子挖出一些人骨；一時群情激憤，情勢更為緊張。

此時恰逢英、美、法的外交官員和商人正對清政府施壓，要求將原本由政府專賣的樟腦開放給外國商人經營；又有態度強硬的英國新任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初上任。一八六八年十一月，英國派遣戰艦砲轟安平碉堡，殺死多名清軍並火燒彈藥庫。清政府被迫屈辱妥協，包括向傳教士致歉、嚴懲滋事者、賠償傳教士的損失以及公開勒令當地民眾不得侵擾教士與信徒，台灣的樟腦專賣制度當然也取消了。

反教謠言的政治、文化與醫療背景

要怎麼解釋這一連串今天看來似乎相當荒謬的衝突事件呢？責怪當時民眾對西方醫學與基督教的無知，或許是第一個進入腦海的想法。可是，不只「無知民眾」認為傳教士會行邪術和用迷藥害人，連處理馬雅各教案的清政府官員也大多對此深信不疑。看西街衝突發生時，英國駐打狗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與台灣官員交涉，總兵曾元福雖批評民眾無知鬧事，但也抱怨馬雅各用人體製藥已觸犯大清法律；高長遭拘禁後，鳳山知縣凌樹荃要求英國官員約束馬雅各不要再用迷藥害人了；甚至閩浙總督英桂也認為這類謠言並非空穴來風。

事實上，十九世紀下半在中國發生不少類似的民教衝突教案。英國美以美宣教會(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派駐漢口的醫療傳教士波特(F. Porter)在一八六五年的醫院報告中抱怨：「我們的工作遭到各式各樣的反對。有人把毀謗的告示貼在醫院大門上，散佈下流惡毒的誣衊，破壞我們醫院美好的名聲。有人在那些我們設想無微不至且開誠佈公為其服務的人們面前中傷我們。」巴慕德（Harold Balme）一九二一年出版回顧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歷史的著作《中國與現代醫學：醫療傳教運動研究》(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Movement)，其中提到中國人對於「任何來自西方的人、事、物的深刻厭惡」，而他所舉的代表性例子是：「醫院一開設，醫師的動機馬上就成為人們討論批評的話題。多數時候都會流傳這位醫師如何沉溺於各種恐怖作為的駭人謠言。內陸的醫院尤其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民眾與傳教士的糾紛中，帶頭滋事者往往是地方仕紳。他們認為，傳教士反對祭祖，違反儒家傳統規範；地方官員本身就是以維護道統為己任的士大夫，也對傳教士多持排斥態度。對庶民而言，當地改信基督教的人就不再參與廟會節慶，導致村里其他居民必須分擔更高的廟會費用，引起地方不滿。

此外，醫療傳教士常認為，地方傳統醫學和當地宗教信仰有密切的關係，若證明西醫比較高明，就可連帶地一挫異教信仰的銳氣；這種企圖，更使得傳教士易和民間信仰團體發生衝突。知縣凌樹荃批評馬雅各生性好辯自以為是、一天到晚與人發生言語衝突，或許不是無的放矢。

傳教士偏好以割除腫瘤、白內障以及摘取結石等具有戲劇性效果的外科手術來吸引病人，認為這類效果明確的療法會讓當地人信服西醫的效果；然而，這類動刀切割人體的治療卻常染上神祕色彩。傳教士行醫方式的儀式意味濃厚，看診前通常都先舉行禮拜儀式、為病人禱告；醫師開始看診時，傳道人便會勸說候診的病人信教。治療的空間也充滿了宗教訊息，醫院牆上掛著描繪聖經故事的插畫或捲軸。對不明就裡的當地人來說，傳教醫療的宗教色彩很容易讓他們誤以為傳教士是借助神力來進行治療，甚至是在施展邪術妖法。

此外，部分西醫師在當地重症病人死去後，想要透過病理解剖來進行研究、理解病因；但因中國無解剖的醫學傳統，解剖死人的做法經常引起當地人的恐懼和憤怒。萬巴德和其弟萬大敝（David Manson）在廈門就曾因此遭人追打。

中國不少的民間傳說和道家傳奇，提到可以用人體來煉丹製藥；在《西遊記》中，吃唐僧肉可以長生不老的情節，就是這種觀念的反映。傳統醫書也不乏用人體為藥的記載，《本草綱目》便列舉了許多利用人體各部位來治療疾病的方法。「割股療親」這類傳說故事也宣稱，孝順的兒女割下自己的肉讓父母食用，可以治好父母的疾病。這類傳統思想讓指控傳教士的謠言更具說服力。

有些傳教士瞭解了這種狀況後便加倍謹慎。以拔牙傳教著名的馬偕，拔完牙後一定立刻把牙齒放在患者手心。馬偕指出：「如果保留拔下來的牙齒的話，就會在中國人心中引發對我們的懷疑。」馬雅各則沒能避免這樣的懷疑。

結語

清朝政府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迫接受基督教來華傳教。鴉片戰爭後，列強逼迫中國開放門戶，教會組織則趁著帝國主義擴張之便來華傳教。歐美帝國強權為宣教活動在衰頹的大清帝國打開活動空間，傳教士日後卻經常成為引發雙方衝突的導火線。

在現代西方醫學於十九世紀傳入台灣的過程中，基督教傳教士扮演了重要的先驅角色。透過現代醫療的治療成果，傳教士期待贏得當地人的好感與信任；透過福音書中耶穌治病的範例，他們賦予醫療活動崇高的宗教意涵；透過宣教手段和儀式，他們試圖把治療身體與拯救靈魂的目標合而為一。然而，此一充滿良善美意的事業，在台初期卻遭遇激烈的暴力抗拒並且導致不幸的流血衝突。

從古至今，醫療向來都是一種深具象徵意義的行為。然而，人們對於同樣的象徵卻可以有不同的解讀，而出乎意料的讀法經常會出現在跨文化交流的情境中。對醫療傳教士而言，治療身體和拯救靈魂兩者間有著象徵上的對應。雖然醫療傳教士常比附耶穌與門徒救治病人的事蹟，但他們很明白自己並不是在行神蹟。然而，很多中國人並沒有看到這樣的區別。在當時就許多中國人看來，基督教許多的教義是陌生且奇特的，而當傳教士想利用西方外科手術技術的神奇療效來宣揚教義時，有時反而會有增添混淆、困惑的效果。對不少中國人而言，西方外科手術奇妙而戲劇性的療效，使得它看來像是魔法邪術，也難怪控訴教士醫療行為是在施妖法的謠言，會引起部分中國人的強烈反應。

在傳教士能夠改變當地人對於宗教、醫療和身體的認識之前，反對基督教的士大夫階級擷取中國的傳說、文學作品，以及醫學理論中的資源與素材，將傳教士的西方醫療方式描繪成邪惡的妖術，進而有效地抗拒基督教的教化與現代醫學的啟蒙。在十九世紀，中國與外國的關係緊張、社會與文化動盪變遷、許多人對外國人與外國事物充滿高度恐懼與敵意的氛圍中，這類謠言指控經常引發嚴重的不幸後果。

教會醫療後來終於成功地克服阻抗而在台灣落地生根；但諷刺的是，這樣的成功是在大英帝國以砲艦武力掙得的條件下才得以達成的。

【本文參考資料】

呂實強，1966，《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一八六○∼一八七四》，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賴永祥，1922，《教會史話》第二輯，台南：人光出版社。

蔡蔚群，2000，《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台北：博揚文化。

Paul Cohen, 1963,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