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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歇斯底里(陳嘉新）

歇斯底里的身體與Jean-Martin Charcot的臨床解剖法[附註]

陳嘉新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醫學目視與解剖刀：Charcot的臨床解剖法

生於1825年的Jean-Martin Charcot，身為工匠之子，自小就對繪畫藝術具有極高的興趣與天份；自從1862年他進入法國著名的慢性醫院Salpêtrière後，就開始進行病態解剖學實驗室的成立事宜，根據歷史學者Mark Micale的說法 [1] ，這家醫院在1840年一連串的政府法規後，就逐漸由收容所的性質轉變成現代醫院的架構。在Charcot進入Salpêtrière醫院服務時，院內的病人大抵可以分成兩個類別：一是所謂的瘋人（aliénées），據估計在1862年時有接近1500人左右，大約佔全院人數的三分之一；另一部分則是各式各樣、無法工作的的慢性病患。當時前者乃是由精神醫師（aliéniste）所負責，後一類病人則屬於施濟院醫師（médicins des hospitaux）系統的管轄，Charcot屬於施濟院醫師的系統，與精神醫師並無關聯。（參見表一）

（表一）Jean-Martin Charcot生平年表

由於負責照顧的病人屬性，Charcot一開始很自然地將臨床關注的焦點放在慢性病上，當中主要有屬於神經系統的疾病或者是風濕性疾病，而Charcot原本在1853年的博士論文題目正是「以原始性無力型痛風、關節結節及慢性關節風濕症（原始型）為名的疾病史研究」（Étude servir pour à l'histoire de l'affection décrite sous le nom de goutte asthénique primitive, nodosités des jointure, rhumatisme articulaire chrnoique(forme primitive)），這樣的背景讓他注意到神經疾病與風濕疾病的相似性：

「我們應該將關節炎想成是一株樹，主幹包括痛風、風濕症、某些偏頭痛、皮膚紅疹等等；另一方面，神經系統的樹則長有神經衰弱、歇斯底里、癲癇、所有的精神狀態、進行性癱瘓、步態共濟失調等等。這兩株樹並排而生；根部相纏，枝葉交織密切，以至於有人會想像這兩株是否就是同一株樹，如果了解這樣的概念，你就能理解大多神經病況中發生的事情，沒有這種理解，就會迷失。」[2]

這兩棵樹不只是疾病與疾病之間的關係，樹木所代表的枝幹連結關係也是家族之間遺傳體質的關聯。Charcot一直強調詢問家族病史的重要，然而詢問了這些資訊之後，疾病還不能只停留在症狀、家族史這種「問出來」的資訊，醫學還要更進入「看到的」資訊。在這樣的情況下，Charcot採取的是一種他稱作「解剖臨床法」（anatomo-clinical method）的研究方式，這樣的方式有其歷史傳承，以Foucault的說法，這樣的研究法則與臨床醫學的誕生密切相關。Charcot自己是這麼述說他的理念的：

「常常有人說醫學與病理解剖學是一起進步的，這在神經系統疾病尤其如此……給予真正實際特質的是病理解剖的介入，它比起單純與症狀關聯，更能夠提供疾病分類學更固定、更物質化的特徵……當環境許可時，它更能提供正常與病態現象的生理學基礎……這就叫解剖臨床法的工作。」

解剖所見是神經系統可見的病變，這比起病人描述的症狀「更為固定」也「更物質化」。這些解剖所見的出血或壞死，如今不僅成為醫師拿來參照並對應病人所陳述症狀（symptom）的對象，同時也可以對應到醫師檢查所見的徵象（sign）。在發展不足的解剖學基礎下，症狀是唯一尋找疾病本質的方式；Charcot如今要說的是：如今醫師有了病理解剖，就可以消除病人陳述症狀時的不規則性與變化性，針對原先某些找不出來病因而歸諸於功能性障礙的疾病，如今終於可以擺脫這種疾病分類學上的困擾，定位出這些疾病的病灶，讓它們可以清楚看見；同時也定位出醫師在分類這些疾病中所掌握的權力。Charcot舉出Duchenne描述運動失調（locomotor ataxia）的例子，說明這一個曾經被某些學者當成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障礙，如何在脊髓解剖發展下成為可被定位的疾病。[3]

在這邊我們先說明一下臨床解剖法。自從啟蒙時代開始，醫學就被認為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因此除了教科書與演講之外，實務經驗的加強也成為重要的一環；而最早帶入大學教育的臨床主題就是解剖學。[4] 然而，在十八世紀以降，臨床醫學與解剖學的結合卻意味著另一種「知的方法」（ways of knowing）的產生，傅科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追索這種醫學目視（medical gaze）的認識論轉變，將之區分成三種空間化（spatialization）的過程，其中病理解剖學在空間化過程的轉變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僅將臨床目視的焦點投注在人體上的定位點，同時也包括「質」的本身。「在疾病與有機體之間，出現了依循著地域原理的明確接合點。但這仍只是疾病分泌及移駐其特殊性質的場所……疾病所特有的種種特質被至於具體器官之上，而個別器官又成為各種症狀的支持物，疾病與人體之間唯有通過這不具空間性的元素－－質－－方得以進行交通。」[5] 這種繁複的感知方式，不僅僅將死亡織入臨床醫學理解生命與疾病的方式裡面，同時也將一種新的觀看方式引入臨床醫學的領域裡。[6] 在這個新誕生的領域裡，觀看解剖發現物的樣貌與質性上的改變，成為連結疾病與病灶的方式，以Foucault的話來說，也就是「看」（voir）與「說」（dire）關係的重新組織。

這種新組織裡，病灶的「可見」與「不可見」成為區別疾病的關鍵，Charcot讓「不可見」的病因變形成「可見」病灶的方式就是病理解剖，他在說明大腦定位關係的時候強調「區位診斷」（regional diagnosis），也就是正常解剖、實驗生理臨床觀察三方面結合，而將病理過程定位到大腦的某個區域，因為「大腦不是一個單一且同質的器官，而是幾個不同器官組成的聯繫，或者你願意這麼說的話，一個聯邦。」不同的部位掌管不同的功能，在解剖時，必須要將許多細微的部位命名，因為「誰敢確證，這一個或那一個在我們命名系統中沒有名份的區域，會不會有最重要的生理作用呢？」如果在死後解剖中發現損傷居然是在一塊沒有命名的所在，那要如何描述？[7] 所以命名就是一種目視的確認：我看到了，我命名了，我征服了。

當然，也會有拒絕被看到而在這種方法下抵抗著的疾病。Charcot素來崇敬的醫學家Laënnec曾經將疾病清楚區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具有病灶的疾病，稱作「器質性」（organic）疾病；還有另一種沒有身體性改變，則稱作神經性（nervous）疾病。然而，在Charcot的時代裡，某一部分的「神經性」疾病已經被神經解剖學的發展駁斥，例如說Duchenne對於運動失調病人脊髓病理的發現，說明了神經性疾病不見得都沒有身體性的改變，然而對「偉大的神經症」歇斯底里的病人進行死後解剖，卻依然無法找出確定的病灶。

「但是，紳士們，你們一定知道目前仍有許多疾病狀態，其根源顯然在神經系統裡，但卻在屍體上沒有任何物質性痕跡可循。癲癇、歇斯底里，甚至是最根深蒂固的個案如舞蹈症，以及其他無法細數的疾病狀態，都像許多的人面獅身像（sphinx）般謎樣地出現在我們面前，儘管最具穿透性的解剖研究也無法釐清。」[8]

解剖定位加上臨床的觀察，固然解決了許多神經系統疾病的爭議，但是對於歇斯底里，似乎遇上了一個麻煩：如果以再精細的解剖技術都無法找出歇斯底里的病灶，那這個病還能叫做神經系統的疾病嗎？既然已經證實不是子宮移動的結果，之前的動物靈氣說也顯得缺乏證據，那麼說歇斯底里是神經系統的疾病，和說它是著魔附身的結果，或者說是這些病人欺騙或模仿，有甚麼不同？

儘管如此，Charcot依然堅守著解剖學與臨床經驗至上的原則，但是他也不放棄將歇斯底里放置在他的定位理論中。他對於自己神經疾病研究的信心在他更早之前與Brown-Séquard對於神經疾病的定位理論（localization theory）的爭議中顯露無疑。Goetz曾經針對這兩位學者在1875、1876兩年間於法國生物學學會（Société be Biologie）進行的爭議進行文獻考證。[9]當時Charcot與Brown-Séquard爭論不休的問題是：腦內特定部位的病灶是否必然會引起同樣的特定症狀？堅守臨床發現與病理解剖具有特定相關性的Charcot主張這樣的關係是確定無誤的；然而Brown-Séquard卻不這麼認為。他覺得雖然他自己也不贊成整體論，但是他卻也不認為神經系統有這麼明確的一對一的病灶╱症狀對應關係。他的立論主要出於他對動物實驗的發現以及對於複雜症狀的分析，因而他提出腦組織主要是鬆散的神經細胞連結而成，所謂病灶所產生的臨床效應，實際上是病灶作用在較遠的神經中樞的刺激或抑制現象所致，因此應該考究的是這種刺激或抑制作用（生理性作用）而不是病灶本身（解剖性作用）。1875年12月4日，兩個人對同一個案例的發言，可以對比兩個人的差異：

Charcot：「當然，在腦的範圍裡，有一個病灶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相同的症狀。在這個定律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模糊的。」

Brown-Séquard：「我很遺憾完全不能同意Charcot醫師的看法，同時也不能接受這種方式敘述的定位理論。」

依照Goetz的說法，這個爭議與其說是兩個學者對於定位理論細膩之處的爭議，其實更可以代表臨床醫師與實驗家、巴黎醫學校與法蘭西學院、解剖學與生理學等等的對抗。在這種兩分法中，Charcot身為巴黎醫學校訓練出來的臨床醫師，對於生理學以及其實驗傳統一直抱持著保留的態度。在大腦定位的教學演講中，他往往以腦出血作為研究某個神經損傷的模型，因為這種出血位置通常單一而固定、大小可以在解剖時測量、症狀也出現迅速而明確。除了腦出血以及其他神經疾病所驗證的定位法則外，他也建議可以使用其他靈長類動物的腦部組織解剖，作為比較人類神經系統定位的依據。[10] 而在說明神經疾病的研究原則時，他曾經引述Claude Bernard的話，表達自己著重臨床經驗甚於實驗研究的意見：

「（Bernard）說：『病理學不應該屈從於生理學，而應該是相反的關係。首先設定好從觀察疾病中所得到的醫學問題，之後才找尋生理學的解釋。其他的做法則會冒著忽略病人、扭曲疾病的風險。』這些話說得真好……它們讓我們清楚地了解到病理學的整個領域都是完全歸屬於醫師的，只要醫師就可以涵育它，使之開花結果；至於那些完全侷限在實驗室領域、鄙視醫院病房教學的生理學家而言，病理學有必要繼續對這些人關上大門。」[11]

看不到的歇斯底里病灶

這樣的知識產生來自於病人的觀察，應用於病人的治療；動物實驗所得出的結論則是次要的，臨床的經驗主義（clinical empiricism）成為最高指導原則。然而所謂經驗主義並不是毫無理論基礎，事實上我在後面會逐漸展示：經驗的體會本身就是高度訓練產生的結果。回到歇斯底里的例子上，Charcot面臨到的是歇斯底里多變的神經學症狀所面臨的定位困難。他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在他原本堅持的「一對一」的神經學定位原則下，說明歇斯底里的多變症狀。因此，他提出了「動態性」或「功能性」病灶（dynamic or functional lesions）的概念。

在談論一個病人Porcz-的手臂麻痺（併有知覺喪失）的症狀時，Charcot一一排除了Porcz-症狀與已知的神經傷害所造成的臨床樣貌不同之處，他於是認為這個病人的麻痺，其實是歇斯底里的結果，他說：

「這些考慮讓我們排除了這種想法，也就是這個病人身上有一個界限清楚的大腦皮質損傷，……我們到底在處理甚麼呢？無疑的，有個神經中心的病灶，但是它在哪裡？本質又是甚麼？我認為，它是在麻痺對側的大腦半球灰質裡，更精確的說，是在手臂的運動區裡。甚至，考慮到感覺變異的程度與強度，依最近的研究，我們可以相信這個病灶並不是侷限在運動區而已，而是延伸過了中央腦迴，進入了頂葉的鄰近區域。當然這不是毀壞了的，邊界清楚的器質性病灶……無疑的，我們在此面對的，是一種現有解剖研究方法無法追索的病灶，在沒有更好的名詞之前，我們姑且命名為動態或功能性的病灶。[12]（底線為筆者所加）

Charcot輕輕鬆鬆的一句話「無疑的」，同時也解答了我們的某些疑惑：他否決了神經學以外的解釋，也就是說：他還是要在他嚴格定義的神經系統定位理論的架構下，說明歇斯底里的多變曖昧。但是，如果歇斯底里的病灶是以「現有解剖研究方法」仍不可見的，那麼如何證實它的真實性？如何確認這不是裝出來的？在這邊，Charcot引用儀器的幫助，針對真實具有僵直狀態 [13]的病人與佯裝僵直的病人，在儀器圖表的差異上加以比較，並用這樣的區別說明：神經症（neuroses），尤其是歇斯底里，並不是裝出來的；相反的，它也依循著一般的生理規則，具有類似的反應。於是我們看到Charcot的操作手法：從儀器的圖形來說，歇斯底里根本模仿不來。儀器是歇斯底里真實性的見證（witness），既然這些歇斯底里烙印是真實的，然而卻又與已知的器質性傷害所造成的現象不符合，那麼在既有的定位概念下，這些症狀對應的位置就必須是動態的。這是在既有的認知體系中，改變最少卻仍能具有足夠解釋力的取徑。

另外，還可以由其他方式見證歇斯底里的科學可近性（scientific accessibility），例如說明歇斯底里的表現其實並不是完全毫無章法，而是具有規律的現象，因此科學是可以接近了解的。關於歇斯底里的規律性，Charcot曾經藉由展示的手法說明歇斯底里發作的固定程序，他指出典型的歇斯底里大發作會包括四個階段：類癲癇發作期、大動作期、激動態度期以及最後的譫妄期。這是他心目中的歇斯底里發作原型（prototype），換句話說，「可能會有不完整發作：其中一期單獨出現、或是其中缺乏一兩期的表現。」儘管歇斯底里的表現千奇百怪，但是只要掌握住Charcot所說的「基礎型」（fundamental type）就可以輕易地辨識。[14]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Charcot除了解剖臨床法之外，將歇斯底里研究科學化的方法學：除了在橫斷面上（cross-sectional）以視覺確定臨床發現（不管是解剖或是儀器記錄）外，還包括縱時性的（longitudinal）規律性觀察，這兩種機制（可見性與規律性）的結合之一個例證，就是歇斯底里的攝影紀錄。Didi-Huberman曾經就Salpêtrière的攝影提出過精闢的見解，他的解釋中除了將攝影當成「有規律的可見性」（regulated visibility）之工具外，也提到了這種攝影延續著原先對於面相學（physiognomy）的傳統，讓原本不可見的「瘋狂」得以不斷地擺弄姿勢，成為可見的對象。儘管Didi-Huberman所要駁斥的，其實正是可見性與真實性關聯的存在，[15] 然而不可否認的，Charcot對於攝影術使用在歇斯底里的臨床病理研究，依然保持著相當大的信心，他一直將攝影當成是呈現實際狀況的方式，這方式並沒有改變病程發展的可能：「凝視著真相吧！我沒有說過其他的事情了，我也不習慣提出任何實驗上無法展示的意見，你們都知道我的原則就是忽略理論，拋棄偏見：如果你要了解清楚，就必須要接受事物本來的樣貌。有人不時說歇斯底里癲癇（hystero-epilepsy）只存在於法國，我必須說，就好像是我運用意志力強迫這種病出現似的。如果我真能任由我的狂想主導，就能創造出一種病，那這才是真正的瘋狂。但是說句實在話，在這件事上，我只不過是個攝影師，我記下我所見到的一切。」[16] （底線為筆者所加）借重影像的呈現，Charcot重新定義了歇斯底里的真實性與客觀性。

當然，除了科學紀錄的意義外，攝影術與之前的繪畫及速寫技術還具有其他的價值，包括教學的用途、科學認證的需要以及社會教育的傳遞物。[17] 從這種角度來看，烙印在歇斯底里病理研究的重要性，一部分正在於它穩定規律而比例極高的出現頻率，另外一部分，儘管它不必然可見（感覺喪失不可能由視覺得知），但是卻也不是完全都看不到（痙攣或麻痺是可能由外觀行為上看得出來的）。既然原有的臨床解剖法無法給歇斯底里確定的身分，因此Charcot除了以「動態病灶」解釋知覺喪失或者麻痺等等烙印的病因之外，同時也可以將烙印以及其他發作現象用攝影術固定、用儀器分辨，這些動作除了將歇斯底里「驗明正身」的作用之外，他同時也再定義了所謂儀器與視覺效果在科學中作為客觀、規律、真實的重要性。[18]

由烙印來定義歇斯底里

在神經系統疾病講義第一冊（1873）中，Charcot談到歇斯底里的半身知覺喪失（hysterical hemianesthesia），後來認為是烙印中最為重要的性質：

「在歇斯底里病史中，有兩點我特別強調的……第一點就是歇斯底里的半身知覺喪失，另外一點則是卵巢知覺的過度敏銳……一般來說，我們會在同一個疾病身上發現這兩者連著出現。」[19]

在這一講中，Charcot雖然還沒有正式提出烙印的名稱（他直到第三冊的講義中才正式提出這樣的名詞），然而卻已經指出了某些症狀在歇斯底里症表現的持續性與重要意義，尤其著重於這種現象的描述與原因的揣測。他在演講中所要對話的是歇斯底里研究的前輩Pierre Briquet，Charcot雖然同意Briquet「歇斯底里是一種腦的疾病」的概念，卻也認為確實有所謂「卵巢型歇斯底里」的病人，這樣的信念主要是由於他觀察到某些病人在被按壓卵巢部位時，會有歇斯底里的發作。歇斯底里的半身知覺喪失，大半是左側，且可區分為完全型與不完全型；在病理發生的猜測上，Charcot將這種知覺喪失的原因歸諸於局部的缺血所致，這種知覺喪失不僅僅限於一般的表層知覺，也包括視覺等等特殊知覺，但是似乎並不及於內臟，有趣的是，這種知覺喪失往往以軀體的中線為界，鮮少「越界」到另外一側。

然而如何區辨知覺喪失是歇斯底里性或是某些腦部確定病灶所造成的？Charcot在此語帶保留，他承認這兩者的差異不必然會存在，但是他肯定兩者確實都是大腦病變所致，只是「我們只能大概了解這個區域的界限」，還無法確定是不是當時英法學者所揣測的視丘（couche optique）或是內囊（capsule interne）。Charcot對於這個問題的區辨，要到第三冊的神經疾病講義（1883）中，才能提出更完備的說明。但在第一冊的神經疾病講義這個時刻，他只能藉由臨床個案的觀察與分類，比對過往學者如Briquet的數據，試圖勾勒出歇斯底里作為一種疾病個體（disease entity）的樣貌。

而在第三冊裡，Charcot藉由他所舉出的歇斯底里例證，進一步說明這種知覺喪失的「歇斯底里特性」為何：Charcot舉出了六個歇斯底里的男性，以說明這種疾病在兩性中的類比關係。一般而言，在男性症狀往往持續而穩定，女性的症狀則往往變化多端；再者，在男性，憂鬱的傾向似乎比女性更為明顯，甚至在其中幾個男性個案中，Charcot提出Beard的神經衰弱（neurasthenia）來說明這種精神低下（mental depression）的狀態。[20] 接下來在六個個案的描述中，Charcot逐一說明每個個案的病史、檢查發現，尤其著重所謂的知覺喪失、歇斯底里觸發點等等烙印。在這些個案中，有些甚至是沒有痙攣發作的，而遺傳神經症的體質加上觸發的因素（agent provocateur），以及烙印的發現，便成為診斷歇斯底里的重要依據。Charcot藉由這種性別間的對比，一方面確認了歇斯底里與女性生殖器官並沒有因果關聯；另一方面，也藉由這些兩性的歇斯底里病患共有神經學發現，進一步肯定了這些神經學發現的一般性。[21]

然而，針對Charcot致力研究的神經學表現如感覺系統、運動系統兩方面，這些異常的徵象顯然需要和其他的器質性神經病變在症狀學上更加區分開來。除了第一章提到過的Porcz-個案中，Charcot舉出另一個病人Deb-與Porcz-作對比，提出了幾個區辨歇斯底里性與器質性麻痺的方式：在歇斯底里性的麻痺裡，肌肉能夠保持大小與彈性，沒有任何退化的跡象（這要由電刺激來確認），肌腱反射維持正常，皮膚顏色與真皮的彈性都沒受損。換句話說，藉由肉眼（而且是訓練過的肉眼）與機器的確認，歇斯底里的麻痺可以無所遁形，不可能有欺騙或模仿的可能。

麻痺是運動功能的損傷，那麼感覺功能呢？這要從如何測試感覺功能以確認知覺喪失的手法開始說起，在另一個少年歇斯底里的個案身上，Charcot提到這個歇斯底里少年身上的半身知覺喪失，乃是用針刺（pinpricking）或是通電（faradization）來確認的。至於溫度感的測試，原本的方法是用熱水瓶來測量病患的知覺，不過熱水瓶過熱的溫度往往會使得被測量的病患受到灼傷，因此Charcot改造出一種可以加熱的溫度計，一方面可以精確地調控溫度，避免病患被灼傷；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每次的測量都確保在相近的條件下進行。然而，相較於運動功能變化明確可見的肢體孿縮或是變形，這種感覺異常卻往往不是病人主動會報告的症狀，而是需要醫師細心進行測量與試驗才能確認的情形，而這些在Charcot的定義中，才是「客觀的」。可以推論的是，當列舉出病患具有的烙印不止有運動方面的障礙，同時也有感覺方面的問題時，詐病的可能性當然就會更少。

這種細心測量的程度，可以從Janet日後的回憶見出，他將當年自己與其他Charcot的學生一起在病人身上尋找烙印的樣子，比擬成中古世紀在婦女身上尋找「惡魔之鉗」的身體標記，因為這就是女巫的辨認徵象：「他們（筆者按：指中古時代的惡魔專家）尋找每個隱蔽處與角落，因為惡魔習慣藏匿在最被隱藏的所在，他們事實上除了測試皮膚，也同樣測試口腔黏膜，這個事實相當令人好奇，同時也顯示出不夠出名的醫學洞見。Charcot幾乎就是帶我們回去那個有名的審問者Bodin的時代，在診所裡面，我們就有點像找尋女巫的女人，我們蒙住他們的眼睛，把他們的頭轉開，用指甲摩擦他們的皮膚，突然用一根藏好的針刺下去，看看他的反應與疼痛的發作；這個景況一直都沒變。」[22] Janet所謂「沒變」的經驗並不是時空錯置的結果，而是Charcot整個「醫療驅魔」計畫的要素：儘管是一樣的姿勢動作與檢查手法，但是Charcot卻比過去的前輩如Johann Weyer等人更進一步地認可（legitimate）這種「檢查者－－被檢查者」的醫療定位，[23] 在這一片模糊不清而眾聲喧嘩的邊界空間裡，醫師更有效地將歇斯底里標示成這個空間的名稱，而醫師則是這個空間的建造者。

如果我們以後見之明來說，病人不會主動表達感覺上的障礙，並不表示測試出的感覺功能就是「客觀的」。不管是用針戳，用電刺激，或者用熱水瓶觸碰，感覺功能的測試都還是需要病人主觀的報告，或由測試者觀察疼痛的自然反應。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測量和運動功能的麻痺一樣，都是一種半客觀的測量方式，測量結果可能參雜了受測者與測試者兩方面的因素。在這邊我們看見Charcot定義「客觀」時對於儀器及技術的依賴：肌力測量器、照相機、溫度計、以及岔開病人注意力，趁機針刺的技巧。

儀器需要學習操作，技術則是嚴格訓練的結果。藉由儀器的測量與信心（例如對於Porcz-接受的肌力測量圖），Charcot幾乎排除了受測者欺騙等等的可能，於是取決因素在於測試者的細膩程度。細膩與否成為訓練後才能具備的特質，否則就算疾病的本質明白地展現在眼前，治療者也可能視而不見，這種選擇性的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或者說訓練後的感知（trained perception）正是Charcot慨歎的意思[24] ：他說到自己在Salpêtrière多年，卻要等到自己對於歇斯底里了解較深之後，才能理解這些病人真正的問題。[25] 如果測試者夠仔細，就可以區辨出這種知覺喪失的區域分布，而知覺喪失的區域分布，在歇斯底里中是與感覺神經分布的區域不相合的，就如Freud後來說的：「歇斯底里不知道有解剖學！」[26] 。Charcot在演講的附註中說：「一般來說，只有在歇斯底里症，（知覺喪失）會比器質性病灶更明顯、更容易辨認，無疑的前者更廣泛，佔據了皮質整個感覺區。」[27] 既然無法定位歇斯底里的病灶，但歇斯底里又不是詐病，在定位理論與實際動作的要求之下，動態性病灶對於烙印以及其他歇斯底里各式各樣的發作就扮演著決定性的詮釋角色。

依然謎樣的歇斯底里身體

然而不能忘記的是病人身體並不是靜止地「被看見」，它同時也是「被創造」，甚至還可以回饋到原本醫學層面的內容。[28] 像Charcot這樣細膩的身體操作目的，是為了尋找確定的神經損傷所在，然而病人歇斯底里的身體在這個過程中並不僅僅扮演著病灶展現效果的媒介，它必須要不斷地反應出痛覺的生理現象、或者反應出按壓歇斯底里產生點的抽搐發作。

在這些似乎永無止盡的測試中，Charcot以為他經驗主義的凝視可以看到不被虛假偏見污染的真相，但是他沒有看到的是：病人在知識產生過程中也有抗拒的力量，絕對不是巴黎醫學校門口的標示－－「自然會展露自身」－－那麼地被動。所以再如何純淨的方法學與原型（archetype）的追求，都無法推導出歇斯底里的病因真相，歇斯底里病人死後的病理解剖依然是沒有具體的病灶。歸結起來，Charcot的臨床方法學將醫師的檢查手法與病人的身體結合起來，而這樣的知識產生則奠基於肌力測量計、攝影術等等醫療儀器與技術所代表的物質文明，同時也接連到追尋規律的感官理性運作。[29] 但是這樣讓病人身體屈從於醫師目光與機器檢視的手法所建立起來的科學知識，終將在日後南斯學派(Nancy School)的暗示（suggestion）理論興起後，被人冷落。要到佛洛依德等人開始改用耳朵聆聽而非眼睛凝視之後，才逐漸經由無意識的鎖鑰開啟了歇斯底里的身體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