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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讀物
免疫學在台灣 許宏彬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前言
在今日臺灣社會，免疫相關疾病（如一般常見的過敏性鼻炎與氣喘，以及如紅斑性狼瘡等自體免疫疾病）無疑是最令人感到困擾的疾病類型之一，而免疫學專業則是我們藉以理解及面對這些疾病情境的權威資源。然而，相較於免疫相關醫療專業的高度發展，免疫學在台灣的發展卻相當晚近。第一個以「提高免疫學水準及促進學術研究與發展為宗旨」的中華民國免疫學會遲至1978年才正式成立。借用醫療史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洞見，本文不把醫療專業的發展視為純然知識增長的必然結果，而是不同行動者在特定歷史時空中所共同促成的現象。筆者認為，醫療專業的發展除了與不同時代的醫療文化與疾病情境息息相關之外，也與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政治及社會環境密不可分；而戰後台灣特殊的國際關係與政治情勢也意外地成為形塑今日臺灣免疫學快速發展背後的重要推手。
雖然免疫的概念（例如感染與身體的自然抵抗力）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且疫苗接種起源甚早（如18世紀的牛痘及更早的人痘），但是現代免疫學，其作為一門獨立發展學科專業是二次大戰之後才開始蓬勃發展的。從免疫概念的更迭來看，現今免疫學界一般將免疫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生理學階段（1880-1910）、化學階段（1910-1950）以及生物學階段（1950至今）。在生理學階段，由於細菌學說以及相關免疫實作（如疫苗及血清療法）的蓬勃發展，吸引如巴斯德等許多臨床及基礎研究者投入免疫研究，如細菌學、病理學及生理學等等，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樂觀氣氛，認為在不久的將來所有的疾病都將有疫苗可以對抗。然而，到了1910年代由於免疫生理現象的複雜，這樣的樂觀期待不再，免疫相關研究者逐漸由臨床回歸實驗室，免疫學遂成為細菌學或蛋白質化學中的一個分支，專注於研究抗體分子的化學結構及其與抗原作用的機制。自1950年代後期起，現代免疫學的發展不再聚焦於免疫分子的化學結構，而是將免疫學視為一種生物反應。至此，免疫反應不再被視為純然對人體有益的保護機制，而也有可能導致對人體傷害的負面反應，如過敏及自體免疫反應等等。
傳染病的防治一直是日本在台的殖民醫療發展重點。雖然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已開始針對蛇毒、傳染病及畜牧業製作各種血清及疫苗，並進行免疫相關研究，但這些主要是在細菌學及血清學專業的範疇下進行。例如1909年成立的台灣總督府研究所，其衛生學部第一、第二研究室便有鼠疫及瘧疾免疫及各種動物疫苗的研究，並從1916年起開始製造人用傳染病疫苗。其後，1921年成立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其衛生部下有三個細菌學研究室，負責一般細菌學及血清學等與免疫相關的研究。此外，在殖民醫學教育的課程中，也可以清楚看見早期免疫研究與廣義公共衛生中的細菌學、血清學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1924年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職員一覽表中，校長堀內次雄即為「（熱帶）衛生學、（熱帶）微生物學、內科學、熱帶病學、免疫血清學、殖民地衛生制度」教授。1919年為了南進殖民準備所成立的熱帶醫學專攻科中，其為期一學年的課程中上學期有防疫學及病原微生物學，下學期則有免疫及血清學。在殖民時期的臨床診療部分，由於早期人體的免疫反應被視為一種抵禦疫病的良性防護機制，因此在臨床診療實務中免疫並不是一個有害的，需要特別關注的疾病類型，也尚未有如日後過敏、自體免疫疾病等將免疫視為有害的生理反應的思維。整體來說，無論是在基礎研究、醫教育或臨床診療，早期殖民時期的醫療實作已經可以看出與免疫學間的關連，但還是在廣義公共衛生，特別是人畜疫病防治的脈絡下，於細菌學及血清學的架構中發展。此時期的免疫學尚未形成一個具有清楚學科疆界的專科。
戰後初期，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改制為台大醫學院，其免疫學研究基本上延續殖民時期的模式，主要在細菌學的脈絡下發展。戰後初期台灣人體用疫苗及血清原由台灣省衛生試驗所及台大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分所分別提供，1952年在WHO專家的建議下，兩單位整合為「台灣血清疫苗製造所」，所址設於原士林血清疫苗製造所處。值得一提的是，合併後的「台灣血清疫苗製造所」也是早期台大細菌學科師生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除了台大醫學院之外，另一個影響戰後台灣免疫學發展的重要機構是國防醫學院。1947年國防醫學院由當時的軍醫學校及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於上海合併成立。國防醫學院在其前身軍醫學校時期即設有血清疫苗製造所，隸屬於醫科基礎醫學部細菌學系，負責生產人體生物免疫製劑。1947年改組成立國防醫學院後，成立衛生研究院，並利用美國醫藥助華會（American Bureau of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戰時所提供的設備，負責軍用注射液及免疫血清疫苗生產，並及於民間。與此相關的行政、教學與研究早年則隸屬於醫學生物形態系下的細菌學組，細菌學組並支援疫苗製作，其第一任主任教官亦為嚴智鍾（1949-1952年）。由此可知，如台大一般，早年國防醫學院內的免疫學相關教學及研究也都與細菌學密切相關，基本上以傳染病防治及疫苗製作為主。
台灣免疫學研究的早期推手韓韶華早年的研究與求學歷程頗能反應日後台灣免疫學研究是如何逐漸脫離傳統細菌學偏重傳染病防治的歷程，以及此一過程中，美國及其他國際援助對戰後台灣醫療研究各方面（包括生活、經費與資訊）的重要影響。韓韶華1959年結束國防系統醫院輪調醫師生活，轉回國防醫學院醫學生物形態系細菌學組擔任助教，並入住ABMAC募款興建的宿舍「學人新村」（ABMAC Village）。同時，韓在中國醫藥理事會（China Medical Board, CMB）的支援下開始關於結核桿菌鑑定與抗藥性等研究。1959年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長科會，為今日國科會之前身）成立，除了支援韓進行葡萄球菌的感染研究外，更在1962年選拔其赴美進修兩年。早年留學資訊相當缺乏，主管國防醫態系細菌學組的戴佛香教授便建議韓赴美攻讀免疫學以改良國防醫學院的疫苗製造，因為「細菌學組負責軍中疫苗供應，在疫苗製造過程中常出問題」。當時美軍駐在台北的遠東重要醫療研究機構「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2簡稱NAMRU-2）中，研究沙眼疫苗的Thomas J. Grayston便推薦韓前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微生物系攻讀免疫學博士。韓日後回憶道，前往華盛頓大學後才知道「原來免疫學已不只是做疫苗的學問而已」，還包括如腫瘤免疫、自體免疫、過敏病、移植免疫等等全新的研究課題。
當1962年韓韶華在華盛頓大學訝異於免疫學研究「不只是做疫苗的學問」時，台灣醫學界也正關注著國際免疫學的快速發展及專業化。1960年澳洲免疫學家Frank M. Burnet（1899-1985）以及英國學者Peter Medawar（1915-1987）因獲得性免疫耐受性（acquired immunological tolerance）概念的提出與證實，共同獲頒諾貝爾生理/醫學獎，是戰後現代免疫學研究發展的諸多重要成果之一，並引發台灣醫學界的重視。在學理及概念的轉變與擴張方面，Burnet強調現代免疫學的發展不再聚焦於與如傳染病防治等免疫應用，而是關注人體得到免疫時究竟發生什麼變化，並去理解一連串臨床上的更為高度複雜（sophisticated）的問題。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戰後的免疫學家已經開始嘗試重新定義現代免疫學的研究取徑與疆界，將免疫學與細菌學等關注熱帶傳染病等學科的「疫苗免疫」進行切割或重組。Burnet在其1960年諾貝爾獎演說〈自我的免疫辨識（Immunological recognition of self）〉中，開頭便直指免疫耐受性的實驗證實顯示「新免疫學的誕生」，並認為新免疫學（生物免疫學）在「醫學的實際運用以及對於生命過程的更佳認知」這兩方面都遠超過其前身「古典免疫化學」。進一步地，在其1961年〈免疫的原理 Mechanism of Immunity〉一文中Burnet更指出，「選擇」這個自達爾文《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出版以來生物學中的中心概念，同樣也可以用來理解免疫學的核心作用：分別自我與非我。他因此宣稱，「現代免疫學不再只是醫學的一個分支。它本身已經是一個可以對吾人理解生物學核心問題作出巨大貢獻的學科（discipline）。」
從機構化與專業化的角度觀之，1960年代也是重要的關鍵年代。與國際公衛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ene Publique）及國聯衛生組織（League of Nation Health Organization）等二戰前成立，著重於傳染病防治的國際衛生組織不同，戰後成立的WHO於1960年代起便開始採取更廣泛的措施來進行疾病預防及治療，以提昇整體健康情況。這其中便包括於日內瓦世衛總部及世界各地進行重點研究計畫。世衛認為免疫學是戰後發展最迅速的生物醫學領域且在臨床上有重要的影響，WHO的第一個中央研究小組便是免疫學研究小組，並在隨後數年間於奈及利亞的伊巴丹（Ibadan, 1964-5）、巴西的聖保羅（1966）、瑞士的洛桑（Lausanne, 1967）、新加坡（1969）及墨西哥（1969）成立免疫學研究及訓練中心，並提供資源支援在倫敦、雅典、埃及以及馬德里進行免疫學研究計畫或開設短期課程。除此之外，與免疫相關的研究組織、機構與會議也快速增加。WHO也積極串連全球免疫學家及各地免疫學會，促成跨國性免疫研究組織的成形，如1969年成立的，屬於國際科學聯合總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簡稱ICSU）旗下的科學聯盟之一的國際免疫學會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Immunological Societies，簡稱IUIS）以及1970年起每三年舉辦的國際免疫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mmunology）。簡言之，自1960年代起在學理、機構及臨床等方面現代免疫學都快速發展，成為串連臨床醫療實作以及基礎生物研究的重要橋樑。
1965年台大醫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成立，共分為細菌學組與寄生蟲學組。其中，甫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完成博士後研究進修的細菌學組張學賢自第一屆起便招收兩位研究生進行免疫學相關的研究，並在研究所開設高等免疫學課程（Advanced Immunology）。1968年居小燕自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是最早自國外取得博士學位回台的免疫學家之一。居小燕回台後同樣服務於台大醫學院細菌學科及微生物研究所，也進行並指導免疫學相關的研究，負責免疫學的授課與實驗。相較於前述嚴智鍾四個小時的集中於傳染病防治與疫苗製作原理的免疫血清學課程（包括抗原抗體反應、血清診斷、血清治療及預防接種），居小燕的免疫學明顯地雖然已有相當不同並豐富許多，包括抗原與抗體、抗原抗體之相互作用、過敏反應，及細胞免疫及個體免疫的調節（包括株系選擇理論及其修正等發展） 。
另一方面，1966年韓韶華赴美三年後取得博士學位，回任國防醫學院醫態系細菌學組教官，兼任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研究員，負責免疫學研究。自此韓韶華開始積極推動台灣免疫學相關研究活動。在教學方面，1966年國防成立生理學研究所，下設微生物學組，開始招收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生。韓韶華除了在國防教授大學部醫用免疫學及研究所高等免疫學之外，也前往台大微生物研究所兼課，開設高等免疫學。同時，他也積極在其他醫學院（高醫、中國、北醫），及當時所有生物系（輔仁、東海、師大）及臺大（醫學院、動物系）推介「現代免疫學」的新觀念。韓韶華不僅從美國帶回免疫學的新觀念，也帶來經費充裕的美國NIH計畫，因此可以支持各校對免疫學有興趣的學生進行半年或一年的短期研究，其中不乏許多日後台灣中生代的免疫學者。有興趣出國深造免疫學的人，韓也會透過其人際網絡為之引介。1966年韓韶華創辦「免疫學討論會」，以北部的機構如台大、國防、北醫、三總、榮總的老師、學生、臨床醫師及醫技人員為主，定期聚會討論分享最新的基礎免疫學研究，開始建構台灣的免疫研究社群。
1968年起，台大與日本團隊開始進行長期合作進行鼻咽癌的相關研究，意外地為免疫學研究投入新血。自殖民時期開始在台灣特別好發的鼻咽癌便一直是日本耳鼻喉科關注的焦點之一；1960年代起，國際學界開始關注癌症與病毒之間的關係，而鼻咽癌被認為極有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人類癌症之一，引發日本學者的高度興趣。1969年起至1972年台日斷交，日本學者便與台大團隊開始跨國合作，由日方提供研究經費及技術，台灣方面則主要提供鼻咽癌樣本。透過這樣的合作計畫，日方將檢測血清中病毒抗體的重要技術「免疫螢光抗體法」引入台灣，同時OTCA也提供經費資助台大的年輕醫師前往日本進修此一重要技術。從台日合作的鼻咽癌計畫可以看出，「技術」在現代免疫學的台灣在地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免疫螢光抗體法除了成為台日跨國癌症及腫瘤免疫研究計畫中引進的重要技術之外，也很快地成為其他疾病臨床診斷的重要工具，讓越來越多的基礎及臨床研究者能藉由使用這個重要的檢測工具來接觸現代免疫學。
另一方面，免疫學在過敏病上的運用也進一步吸引醫師及研究者投入免疫學相關的領域。1960年代後期，中油駐美採購協理詹紹啟，因長年深受過敏症之苦，在美國呼籲美國人士在這方面對我國加以援助。針對這筆過敏基金，台大部分便選送從事氣喘研究的莊哲彥赴美進行兩年半過敏免疫領域的進修研究，並提供回國後一百萬元的過敏研究室設備費。而國防醫學院則在1974年由韓韶華負責，成立「財團法人台灣過敏病防治基金會」並在國防醫學院細菌學組設立「台灣過敏病中心」。該中心主要活動有下列五項：一、過敏病治療的示範門診；二、過敏病診斷的中央實驗室；三、製造並提供在地所需的過敏原及其他免疫藥劑；四、花粉及真菌調查，並研究特定過敏議題；五、教育大眾並訓練醫師、實驗室人員以及緊急醫療人員。透過過敏病中心韓試圖以其免疫學專業為基礎，重新架構、描繪、推廣標準的過敏病診療的知識、診療實作與物質環境。而透過過敏病此一普遍發生於身體各部位的疾病，免疫學提供了一個超越並整合既有分科架構的思考及診療方式，將原本分屬不同臨床專科的醫師及研究者招募進入新興的免疫專業之中，並為不久後臺灣免疫學會的正式專業化提供良好的基礎。
免疫學專業在台灣的發展也與1970年代的外交處境密不可分。1978年中華民國免疫學會成立的起源，是希望可以提高台灣的能見度。因為在台灣成立免疫學會才能參加國際科學聯合總會（ICSU） 旗下的國際免疫學會聯盟（IUIS）。免疫學會成立後，隔年（1979年）便提出申請加入ICSU旗下的IUIS，但未獲回應。1980年，IUIS在巴黎舉行第四次國際免疫學大會，韓韶華等人也組團參加，其目的「除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外，並儘量利用個人關係與各國代表聯繫，為我國免疫學會加入國際聯盟鋪路」。為順利加入IUIS，免疫學會於1983年在台北舉辦第五屆國際免疫學大會（京都）的會前會，事先邀得許多IUIS理事討論入會事宜。經過一番努力與協商，1984年IUIS第22屆理事會於瑞士舉行，韓韶華、徐茂銘（第四屆免疫學會理事長）及王紀五都前往參加，才順利入會。從免疫學會的成立與加入國際學術組織的過程中可以看出，藉由加入國際學會以提高台灣能見度，進而改善日趨孤立的國際關係實是另一重要因素。如韓韶華所言，「出席國際會議，除學術討論外，更是從事國民外交的好機會。可以向熟識的朋友報告國內進步的情形，也可以結交許多新的朋友，讓他們了解我國的立場與作為。」
1978年免疫學會成立之後，便成為台灣免疫學發展的重要基石，定期辦理培訓班訓練臨床免疫醫師、支援各大學免疫學相關課程、辦理推廣活動並發行專業學術期刊。戰後台灣免疫學的快速發展是異質行動者互相作用下的結果。其中，不僅美援及歐美新進免疫學知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台灣脈絡下的在地知識社群、臨床診療技術、特有疾病類型以及國際關係也讓免疫學在1970年代開始變成「有用」的學問，不僅串聯不同的研究者與臨床作者，也提供專業建構所需的資源。與此同時，免疫學也不再從屬於細菌學（微生物學）之下，慢慢劃定自己獨有的研究典範及臨床運用，與微生物學保持若即若離、互補又相對的巧妙關係。當今日我們已習慣於使用免疫的概念來描述我們的健康及疾病經驗時，不要忘了，這其實也夾雜、蘊含了某種全新的，30年前台灣民眾普遍還不曾擁有的「後現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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