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元四：傷寒瑪麗：性別、歷史與公共衛生（王秀雲）

￭課綱內容

第三部：環境與公共衛生

一、宗旨與目標：

1. 瞭解公共衛生的實作在特定歷史時空下，與階級、性別與族群的交織。

2. 瞭解特定社會條件之下，科學知識有可能造成公共衛生實施的阻礙。公共衛生相關的工作者必須具有相當的社會理解，才能在公共衛生的實施上達到理想的效果。

二、教學大綱：

1. 前言

2. 歷史梗概

3. 馬麗‧馬能的親筆信

4. 分析

1. 前言

「瑪麗是個廚師，她曾患過傷寒，雖然病已好了，但仍然帶有傷寒桿菌，也因此釀了大禍。她在不同的家庭裡當過廚師，每次都使雇主的家人被感染上傷寒，甚至有些人因而喪命。有一段時間，她被迫隔離在醫院內，以免再傳染。但是她逃離醫院，到另一所醫院找到廚師的工作，結果又使當地的人感染了傷寒。」（國立編譯館，1975: 78）

這是1975年國小健康教育課本裡所呈現的傷寒瑪麗故事，非常簡化且容易令人對她產生不滿，尤其是故事中的逃離醫院的行為。雖然大部分的人早已經忘記了這個內容很有問題的傷寒瑪麗的故事，但是對於帶原者的恐懼與敵意，卻鮮活地影響著台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003年，當SARS恐慌籠罩台灣時，「傷寒瑪麗」這個有力的標籤也一度重現江湖，召喚出人們對於傳染病的恐懼。

如此呈現的故事，往往著重於某種特定的預防疾病邏輯，將帶原者化約成病原，而忽略了這種敘事觀點所複製社會不正義。簡化版的「傷寒瑪麗」是一種社會歷史建構，而性別是其中的關鍵。然而，如此的恐怖版本，不僅複製社會偏見，更不利於疾病的預防。事實上，許多歷史案例告訴我們，若要有效落實公共衛生政策，則該政策必須需避免建立在既有的不正義之上。

至於傷寒瑪麗的主角——瑪麗‧馬能（Mary Mallon, 1869-1938），可說是被種種的社會歷史建構所掩蓋了；這個活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悲劇人物，鮮少有人知道她的社會處境——身為愛爾蘭移民、勞工階級及單身女性，加上不馴的態度，導致她被監禁終身的悲劇。

2. 歷史梗概

瑪麗‧馬能1869年出生於愛爾蘭，於1883年正值年少青春時移民美國。就像大部分的工人階級移民女性一樣，她在新大陸的生活並不容易；從她抵達美國直到她喪失自由這段期間，她真正正式受雇的時間只有百分之五十七，收入相當不穩定，她的家人也陸陸續續故去，最後留下她隻身一人，她雖有一個長期的男朋友，但這個關係並沒有受到社會的認可。這樣的際遇與眾多當時的愛爾蘭移民女性或多或少有相當的共通性，但是馬能的命運還要多加另一層厚重的不幸。

1906年夏，紐約市長島的一戶富人家在他們原以為是遠離塵囂與疾病的避暑別墅中，意外地受到傷寒的襲擊。銀行家華倫(Charles Henry Warren)的一位幼女感染了傷寒，不久，其它家人與僕人共有六人也陸陸續續遭到感染，而這戶人家的廚師即是瑪麗‧馬能。華倫唯恐避暑別墅價值滑落，而雇用專人索柏(即George Soper)調查傷寒的原因。她在1907年被捕，先被在醫院隔離，而後送到North Brother Island上的小木屋監禁。經過她不斷地向當局上訴之後，1910被釋放。但是不幸的是，1915年又因再度的傷寒疫情被發現而被捕。自此之後，她就終身喪失自由直到1938年病逝。事隔一世紀之後，我們不禁要問，瑪能的遭遇是否公平？

馬麗反抗是否可以簡單地解釋為頑強抵抗？當時調查者運用了新興的細菌學的理論，透過追蹤馬能的雇用紀錄而認定她是健康的帶原者(healthy carrier)，也就是說具有疾病傳染力而沒有發病者。但是，對於多數人而言，「健康的帶原者」這樣的概念是非常陌生而難以理解的，人們所理解的傳染是唯有生病的人才有可能，而與馬能一起工作的僕人們，顯然也是如此認為。事實上，由於「健康的帶原者」是新興的細菌學知識，因此，就連科學界許多人也不見得很清楚。然而，調查者索柏卻帶著自以為是的假設去找馬能，他認為馬能會和他一樣，相信傷寒一直都潛藏在她的身上，因為「不論她去哪裡，她當然都不可能忘記那些因為疾病而死去的陌生死者」。然而，馬能並沒有像索柏一樣，預先花上幾個月的時間搜尋傷寒疫情爆發的解釋。對她而言，她是以健康女性的身份從事她的工作，沒有其他可能性。簡而言之，雖然專家認為馬能是造成問題的人，但是馬能卻認為自己是被冤枉的。而專家卻抱持著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認為馬能理當接受這個事實。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身為移民女性的馬能很自然地將當局對她的措施視為一種政治迫害，所以幾次與當局接觸時她都極力反抗，而造成她是個抗拒不從的頑女的印象，最後逐漸被迫走上「傷寒瑪麗」之路。在新興科學理論的威力與當時對於愛爾蘭移民與工人階級女性的社會偏見的交結之下，瑪麗‧馬能被認定為具有高度危險性。

馬能在美國城市工作的生活經驗，以及體認到愛爾蘭女性家務勞工的卑微，所以當政府單位找上門時，馬能可能已經有所警惕。來自索柏、衛生單位及警務人員的關注，甚至是迫害，使她備感壓力。政府官員除了找麻煩外，還想從她身上得到什麼？索柏或許會向她保證，在引發疾病的事件上她是無辜的；也就是說馬能不是故意要害人。但是，當衛生單位的醫師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帶著所有衛生部門及警察的公權力來對付她時，馬能在沒有做錯事的情況下，「深覺自己遭受法律嚴重迫害」。她不相信那些指控者，尤其當他們和一群穿制服的警察一起出現時；在面對來自有權官員的攻擊時，她也相當瞭解自己的弱勢。

一般而言，傷寒發病的人因為行動受限，且不太可能提供食物給他人，其傳播疾病的能力有限。而健康帶原者因其行動不受限，也不會改變其原有的生活樣態（例如煮飯），因此其散播能力不容忽視。但是當時公共衛生人士對於發病者與健康帶原者的處理有不同的政策，他們主張不能限制後者的行動自由，尤其要考量他們的經濟能力，家庭處境等等。在現實層面，他們也不能隔離所有的健康帶原者，因為人數太多。

馬能同時還有許多類似的健康帶原者，其中包括不少男性，他們並沒有遭致終身監禁的極端待遇，有許多男性廚師甚至獲得經濟的補助並獲得輔導轉業。而之所以如此，是當時人們認為男性需要負擔養家的責任，所以將保障男性的工作或是經濟能力視為理所當然。而當局似乎無視馬能身為單身女性，一人隻身在美國，生存仍然是相當迫切的問題。馬能在1910被釋放時，當局規定她不得從事廚師的工作，而她也確實企圖遵守這個規定。但是，以她的移民身份，在當時的美國，若不從事廚師，其他的工作機會並不多。於是，她被迫從事相當低薪的洗衣工，不久之後，或許是迫於生活所需，她改了名字，再度從事待遇稍好的廚師工作。

從移民及勞工等歷史研究中，我們可得知，身為家務勞工的馬能，生活必定相當艱辛。與其他族裔比起來，愛爾蘭的年輕單身女人更常單獨隻身前往美國，而她們絕大多數從事家務勞動工作。直到1920年時，仍約有81%的受雇者是家務勞工。有人說：「來到美國的愛爾蘭女孩都接受了傭僕生涯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這些愛爾蘭裔的男女，發現他/她們深陷在職業流動性極低的困境。此外，愛爾蘭移民的健康情況很糟，而此通常跟工作機會受限制，以及集中居住在擁擠的城市有關。愛爾蘭女人尤其受肺結核所折磨，而愛爾蘭裔嬰兒的死亡率也高居不下。有學者推論：「二十世紀初，愛爾蘭人是美國移民族群中唯一在美國的死亡率高於他們在祖國的族群。」

一個原本有名有姓的瑪麗‧馬能如何被塑造成「傷寒瑪麗」這樣的標籤的？事實上，初期此事在報紙披露時，或許是因為媒體並不知道馬能的階級族群身份，報導將她描繪成無辜的受害者，她的形象也看似中產階級的女孩。但是隨著事件的發展，她逐漸被描繪成邪惡的女性，帶來疾病與死亡。各式各樣的漫畫圖，以骷顱頭、死神等等來呈現馬麗的恐怖與邪惡，而她的廚師身份更是大眾媒體形塑邪惡的女性的最佳素材。於此，馬能的親筆信充分顯示她對於自己所遭受的迫害的不滿：「事實上我是被所有的人窺視的對象，甚至連實習醫生也必須來這裡看我，並問我一些全世界都已知道的事情。那個患有結核病的男人會說:『那個被拐騙來的女人在這裡。』Dr. Park 還在芝加哥雜誌上放上我的畫像。我懷疑William H. Park是否會願意被拿來當案例般地污辱，並發表於期刊上，他或他太太是否願意被稱為傷寒威廉（Typhoid William Park）。」

3.瑪麗‧馬能給George Francis O'Neill的親筆信

（按：以下這封信是瑪麗‧馬能（Mary Mallon）也就是所謂的「傷寒瑪麗」在被迫監禁兩年之後於1909所寫的信。從她的信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內心感受。）

George Francis O'Neill

我要回應Board of Health的Dr. Park，我並沒有跟其它傷寒病人隔離。事實上，島上根本就沒有人患有傷寒症，Board of Health也沒對我做過任何努力，只是把我丟在這個島上，監禁我，而我沒生病也不需要任何醫療。當我第一次到這兒，他們做了兩個血液培養檢查，及每週三次的排泄物檢查（星期一、三、五），一直到六月底。之後，只有一週一次（星期三）。現在他們給我一份一年份的紀錄，裡面是每週三次的紀錄狀況。

我第一次到這兒時，很緊張，幾乎要被悲傷與煩惱給折磨殆盡。我的雙眼刺痛，左眼瞼麻痺且無法動。這個狀況持續了六個月。有位眼科專家每週來島上三到四次，但卻從來沒人請他來看我。我也沒有眼罩來蓋我的眼睛，白天活動時我必須把我的手放在眼睛上面，晚上則繫著繃帶。

十二月時Dr. Willson掌管這裡的事務。他來看我，我告訴他我的情況。他說這對他而言簡直是個新聞，他將會送給我他的電池，但他卻從沒這麼做。感謝全能的上帝，雖然醫療人員忽視我，我的眼睛已經好多了。Dr. Willson開了urotropin的藥給我，我擦了一年，有時有這個藥有時沒有。我實際上擦了大概三個月，雖然看來似乎有一年，若我持續使用這個藥的話，我早死了，因為它的藥性實在太強了，每個對藥物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它是用來治療腎臟方面的疾病的。

1908年11月，他們準備要讓我離開了，當駐地醫生（resident physician）問我離開後想去哪兒，我很自然地回答說要去紐約，所以我要離開是有阻力的。監督我的護士說我這個案例是沒有希望的，問我是否想寫信給Dr. Darlington，且告訴他我想去找在康乃迪克州的姐妹。現在我在美國任何一個州都沒有姐妹了。四月時有一個我的朋友來找Dr. Darlington並問他我什麼時候才能離開，Dr. Darlington說:「那女人現在很好，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人，但我沒有權力讓她走，必需經過Board的同意，禮拜六再看看吧。」當他禮拜六來時，Dr. Darlington對這男人說：「我跟這女人已經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去找Dr. Studdiford吧。」

他去找那位醫生（Studdiford），而他說:「我不能讓他走，因為她而感染到傷寒的有那麼多人，還有她工作待過的人家裡，也因她而死了許多人。」 Dr. Studdiford 對他說:「去說服Mary Mallon做膽囊移植手術，我有這城裡最優秀的手術醫生。」我說:「不，不能在我身上動任何刀，我的膽囊沒有任何問題。」Dr. Wilson問過我幾乎相同的問題，我也跟他說不，然後他還回說：「這對你沒有任何好處的。」同樣的問題，那位監督我的護士也問過我，我的答案也一樣。「你不覺得做這個手術，對你比較好嗎？」我回答，不。

有一位來這裡參觀的醫生，他對我真的很有興趣，他真的認為我喜歡這裡，而且不在乎自己失去自由。他問說:「如果我拿藥給你，你會吃嗎？」我說我會，所以之後他拿了一些Anti Autotox藥和一些膠囊。Dr. Wilson已經給我一些brewer's yeast（譯按：可能是釀酒用的酵母）。一開始我並沒有吃，因為對於那些人，我還是有所懼怕。而且當我來到這個部門時，他們認為病毒在我的腸道，後來其他人說是在我腸道的肌肉裡，而最近他們又認為是在膽囊裡。

事實上我是被所有的人窺視的對象，甚至連實習醫生也必須來這裡看我，並問我一些全世界都已知道的事實。那個患有結核病的男人會說:「那個被拐騙來的女人在這裡。」Dr. Park 還在芝加哥雜誌上放上我的畫像。我懷疑William H. Park是否會願意被拿來當案例般地污辱，並發表於期刊上，他或他太太是否願意被稱為傷寒威廉（Typhoid William Park）。

瑪麗‧馬能

4. 分析

從瑪麗‧馬能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性別、階級與族群關係深深影響著公共衛生的許多措施，包括隔離政策與疾病風險評估；當局對帶原者因其所處的社會位置與性別不同，而有不同的傳染風險評估，也正當化了隔離措施的差別待遇。在社會不平等的結構下，衛生單位未充分的與常民溝通，讓常民有瞭解新興的細菌學知識（即健康帶原者的概念）的機會，所以造成被隔離者（如瑪麗）將公衛措施視為是政治迫害，也因此無意願配合。而在大眾文化方面，瑪麗‧馬能逐漸被扭曲成「傷寒瑪麗」，後者不僅無助於人們對於疾病的瞭解與預防，還製造了性別偏見與族群歧視。不幸的是，許多後來的媒體與相關出版品（包括我們的國立編譯館所使用的版本），正是這個錯誤的版本，而此不僅對瑪麗‧馬能不公平，也形成公共衛生的阻礙，因為動用這類標籤的結果往往是製造恐懼，而恐懼往往比疾病更具有殺傷力。

（本文改寫自《醫療品質雜誌》之同名文章，原文刊登日期2013年11月。此外，筆者感謝陳靜慧、陳俊霖協助翻譯馬麗‧馬能的信。）

三、問題討論：

1. 當代是否有類似的案例，試討論之。

2. 閱讀馬麗‧馬能的信後，你發現了哪些問題？

3. 科學知識落實於社會情境時往往不如預期。若欲達到公共衛生之目的，試討論本案例中專家的作為應如何改善？

四、影片：

紀錄片：Most Dangerous Woman in America

傷寒瑪麗紀錄片網站：http://www.pbs.org/wgbh/nova/typhoid/

五、參考讀物：

王道還 (2003年4月26日) 〈公衛俘虜：「傷寒瑪莉」傳奇〉，《聯合報》副刊，E7。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5）《國民小學健康教育》，78。台北市：國立編譯館。

Judith Walzer Leavitt (1996) The healthiest city: Milwaukee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th reform.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Judith Walzer Leavitt (1996) Typhoid Mary: Captive to the public's health. New York: Beacon Press.

Judith Walzer Leavitt (2003) Public resistance or cooperation? a tale of smallpox in two cities. Biosecurity and Biodefense Strategy, 1(3):185-192

Judith Walzer Leavitt & Lewis A. Leavitt (2003) After SARS: Fear and its uses. DISSENT (Fall): 5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