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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醫學傳承的系譜:德國的改革醫學、日本的西方醫學(陳秀真)
醫學傳承的系譜:德國的改革醫學、日本的西方醫學 陳秀真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早期在台大[1]念理學院或醫學院的學生,相信在求學的過程中,都有經歷必修日文或德文為第二外語的就學經驗。這樣的經驗,對於現在在台大求學的學生,可能已相當的陌生。但即使在今天,日本大學的醫學院、甚至是在理學院中,以德文為必修的第二外語還是普遍可見。從這個西洋醫學知識傳承的系譜,德國 -
日本 -
台灣的角度來看,這些在日本或是台灣早期受高等教育的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是延續他們的前輩們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求學經驗。這不僅反映出日本及台灣西洋醫學知識發展的歷史背景,而他們的求學經驗同時也是建構德國-日本-台灣這個知識傳承系譜重要的歷史基礎。[2]
魏源“師夷之長以制夷”的理念,在日本的實踐─如面對西洋列強入侵,使幕府時代日本西南沿海區邦的大名,在1940年代,即開始實施一連串邦內的改革運動。其中便包括送留學生到西洋去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9]日本的武士階級也開始學習西方的語言,從事翻譯西方的書籍,並將有關於西方的政治社會制度等等,介紹給日本民眾。相對西南沿海區邦的大名,反應較慢的日本幕府政權,也在美國博理的黑船於1853年入侵及在和多國簽下不平等條約之後,從十九世紀的50年代起,也開始實施一連串政教上的改革。其中包括建立由荷蘭醫師主導的西洋醫學醫院及醫學教育。
東京大學的醫學系及日本西洋醫學明治時期後的專業化過程
為了對這一群日本醫學生在其留學時,獲取特定德國醫學知識的態度、以及他們使用方法及進行過程有所瞭解,
所以利用這些日本醫學生個人陳述的資料,如日記、書信、留學報告書、他們上呈日本政府的公文信等等史料紀錄,來得知相關資訊。本篇文章著重於這群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對於日本西洋醫學專業化發展過程所造成的影響,此項討論的重點之一是日本醫學生透過留學和德國醫學教授所發展出的師生關係,對於德國醫學知識被這群日本留學生傳播到日本的過程有何種影響、還有此影響是透過何種方式來作用的。
3.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系教授留學前所受的醫學教育
1880年代的東大醫學教育[26]
在本文中,討論日本醫學生在德的留學經驗時,焦點是在於此種經驗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影響。其中著重的面相是日本醫學生如何去接觸及認知德國醫學一大特徵─也就是實驗室醫學在醫療系統上的新地位,尤其是其和臨床醫學間關係的改變。
在此段,採用的是根據歷史的時序,來陳述這三群日本醫學生如何在19世紀的70、80及90年代去學習德國醫學,以及他們的學習成果。主要敘述日本醫學生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觀點、學習的興趣、以及他們如何就德國大學醫學教育方式所發展出的學習經驗。更進一步來看,他們這些留學經驗,是如何成為日後投身日本醫學專業化發展時思考及行動上重要的指引。
他們留學時有一年以上的時間主要是在學習德文,以便能在大學中聽課。雖然此時在德國的大學並沒有對外國學生聽課有語文能力上的要求。但有關自身因語文能力不足而無法理解上課的內容的事實,對於當時在柏林的日本留學生而言是一個相當難以面對的情形。身為當時日本最優秀的醫學人才、甚至是學術人才,他們具有相當高的使命感,希望能透過留學來吸收西洋的醫學知識。 由佐藤進剛到柏林、還在學習德文時寫回家書信反映出他迫不急待想進大學就讀的心情。當時,他藉由一位曾在日本的德國軍醫的幫助,就地去參觀了柏林大學解剖課的課程,在他寫給父親的書信中也提到 ,在柏林大學可以解剖這麼多屍體他感到非常羨慕。同時在信中也提到他對於當時日本醫學教育的不滿。日本 此時因傳統佛教勢力完屍觀念的影響, 也就是三、五年才有一具屍體可以解剖,所以在做日本醫生訓練中,基本上無法獲得解剖屍體的經驗。佐藤進這種拿當時的德國和日本做比較的態度及行為,在這一群日本留學生中不是太特殊的。在同一時期的留學生,池田謙斎寄回家的書信中也出現類似的比較。池田留學歸國後成為第一任東大醫學院的院長,他在剛到柏林時寫給他養母的書信中提到他對於自己外貌的自慚,因和高大的白種西洋人比較,而覺得自己相較下很像黑人。
日本留學生這種和德國比較的態度,也影響到他們如何訂定自己留學時的學習目標。
佐藤進就在他剛入大學習醫不久後,寄給他養父的書信中提到:他決定和德國的學生一樣,要接受完整的德國醫學教育,獲得德國的醫學博士學位。他提及不僅是德國人,還有在德國的外國醫學生,也都有取得德國醫學博士學位的決定。這意味他需要至少4年的時間,來完成所有的課程,包括兩年基礎醫學及兩年臨床醫學,之後他必須再進行一個研究計畫、並遞上研究成果論文。在通過結束大考後,他才能獲得德國的醫學博士學位。佐藤進這樣的決定,可以確定的是,是他自己的規劃。
就這群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筆者想要對於至今史學家在談日本醫生的留學、及與明治維新之間關係時,所常做的論述,也就是在談日本現代醫學專業化成果時,常過度強調明治政府維新政策成功的部分,做一重新檢視。對於這些歷史事實,如日本以學生佐藤進在明治政府的留學政策決定前,就藉由私費到德國去學習醫學、或是日本第一批留學德國的醫學生是如何在缺乏明治政府的支持下,完成其博士學位。
與這批日本醫學生在留學時艱辛的生活實況相比較,他們回國後所受到的待遇與榮譽,
是一大對比。他們在德國拿到德國醫學博士的消息,在當時致力西化的日本社會被日本日報當成是日本人揚名的新聞來報導。不僅是日本人能到德國去留學,更何況他們還能在德國獲得學術上的成就,對當時日本社會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同時這樣的成就對於這群留學生在歸國後,在當時日本醫學界的事業發展,也有相當其重要的實際意義。他們幾乎都成為日本醫政界、醫學學術界、軍醫界重要的領袖。在當時受西洋完整醫學訓練人才貧乏的情況下,他們通常同時兼任醫政界、學術界及軍醫界重要的決策職位。[38]
有關於這群日本醫學生的留學經驗,
最常被引用的是池田謙齋在1901
年的訪談錄。
這個訪談錄是在1917年由他的親姪子入澤達吉、當時東大內科教授,出版成池田留學德國的回憶錄。在此回憶錄中,池田提到他在德國留學時,致力學習衛生學(Hygiene)以及考察德國的醫政。[39]但由他當時寄回家的書信比較可以發現,他在回憶錄中所陳述的、和事實是有出入的。他當時的博士學位論文,是有關於子宮的臨床研究。[40]筆者舉此例是想要提出,用回憶錄這類史料所傳達的訊息來陳述史實,是一個值得被探討的問題。在關於日本明治後醫學史的陳述,史學家通常注目的焦點是日本醫學生如何學習德國的衛生學。
這種現象反映出在已存的史觀中,過度強調日本政府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發展影響力、甚至被認定是掌握有絕對的主宰權。而衛生學因為其處理的問題範圍,所以被認定是國家統治機器的興趣最密切結合的學科。當然,造成這種史觀也和池田在回憶自述所傳遞訊息所造成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
這一群在19世紀80年代於德國留學的日本留學生,是在歷史陳述中,所謂“標準的”日本明治時期留學德國的留學生。其在東大或是在德國所受的醫學教育,是完全受教於德國醫生,所以他們的留學生涯常被視為在日本醫學教育的延長。通常其在日本所受的是普通醫學教育,而在留學時所做的是醫學專科教育 (Specialization)。
在派遣學生的選擇過程中,候選人在東大的畢業的總成績及道德─主要是學業成績,是日本政府做選擇時的重要依據。至於其在東大就學時的專攻科目是否符合其歸國後該在東大教學的專科,基本上並沒有絕對的相關性。同樣的,相對於可以獲得明治政府的公費獎學金到德國去留學的留學生,他們留學時被指派的專攻科目是否與他們在日本求學時所規劃將來的專攻方向一致,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由他們的自述資料可得知,到西洋留學是當時明治青年的人生夢想,但如果沒有政府財力上的支持是相當難以成行。所以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們願意因應政府培養人才所需而改變自己的專業方向,以獲取留學獎學金。[41]
在談到他們的留學經驗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影響,將由兩個面向來談,一是這群日本留學生如何認同特定的醫學教學及研究方法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們這樣的經驗對於西洋醫學在日本國內地位改變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就其所認同的醫學而言,
這裡想要舉日後成為解剖系教授的小金井良精為例。
舉此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他被保存的相當好、將近62年的日記中,
提供了解他留學經驗的詳細資料。由小金井在1882年9月至1882年9月留學Strassburg大學時,
對於自己的腎臟膀胱方面疾病做診斷及治療的日記記錄,我們可以得知他是如何認同、以及在他自體治療時遵循實驗方法所獲有關疾病的知識及治療方法。[46]
和他同期留學、並且在日後成為東大內科學教授的青山胤通也提到,利用顯微鏡的觀察病體組織,不僅是他在做臨床診斷時不可或缺的知識,在他回日本到東大教書時,他的學生也因此視該方法為日本醫學生必學的技術。
[47]
另一個醫學全球化重要的因素是,由自然科學界對其理論四海皆準性的認定及宣稱。
因當時的醫學被認定是以自然科學知識為基礎所建立的知識系統,
所以也被認定適用這樣的準則。自19世紀中葉開始舉辦的世界醫學會議,就是這樣理念下的產物。藉由這樣的一個平台,西方的學者們希望在西方發展出的醫學知識能夠推廣到世界各地,
成為人類社會的共識。
其一是他們對德語及德國醫學在日本醫學專業化上的意義及認同感的加強。德語、法語及英語是當時醫學國際會議上並列的國際語言。當時德國醫學的發達,也使得參加醫學國際會議的德語區學者人數不僅眾多、而且他們在會議上的出席也相當被重視。此時在德國大學研究所做研究的日本醫學留學生,會利用此機會和其所在的德國研究所內其他研究生及教授一起在這類的會議上報名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他們寄回日本醫學雜誌的報告中,
也不忘提及他們和知名德語區學者的熟識度、以及他們在會議上的出現及活動是如何將日本的醫學帶上國際舞台。
在一戰發生時,
日本將醫學生送到德國去留學所造成日本醫學的德國世代
(German
Ere),
也已持續將近50年。
這50年中,日本醫學界的發展也改變了到德國留學對於日本醫學專業化的意義。但送留學生到德語區的大學去留學,
依然是明治政府培育形成帝國大學教授的方法。
另一方面、尤其在日蘇戰爭
(1906-07年)後,以私費到德國留學的醫學生大量增加。這時每一年到德國留學的醫學生大約增加為戰前的兩倍。
到一戰前,平均每一年大約有70至90名日本醫學生選擇到德國去學習醫學。
在一次世界大戰後,
德國的學術界因身為戰敗國,
不僅面臨德國經濟破產的問題,
同時也被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術界趁此機會將德國學術界這個戰前競爭對手,排擠出世界性的學術機構。戰後,法國及英國開始對與德文在許多領域為重要的學術用語一事大力批評。
1919年,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這個世界自然科學的學術組織在布魯塞爾成立時,德國不僅被排除在這組織之外,德語也不再被承認為國際學術語言。[50]
[1]
這裡以台大為例,是因為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是台灣日據時期唯一的高等醫學教育機構。
[2]
有關於經驗對於認知行為的意義請參照, Dear,
Peter (2006):
The Meanings of Experience, in:
Park,
Katharine and Lorraine Dast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3,
Early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106-131頁。
[3]
我這裡用類似這個形容詞是因為此時在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並沒有和外界有緊密的聯絡。
[4]
如小金井良精:
日本医学に関する追憶,鉄門,
第六期,
80-88頁。
在他對於明治後日本醫學發展的描述中, 他認定最初是所將德國醫學移植到日本的時期,然後才進入由日本學者的醫學研究期。
[5]宮本忍著:
日本医学思想史,
東京
1972, 520頁。
[6]
Chambers,
David Wade
and
Richard Gillespie (2001):
Localit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olonial
Science,
Technoscience,and
Indigenous Knowledge,in:
Roy MacLeod (ed.):
Osiris,
2nd Series,Vol.
15: Nature and Empire: Science and the Colonial
Enterprise,221-240頁。
[7] Gordon, Andrew (2009):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2.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chapter 2: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8]
源了圓: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海國圖志の受容,
in:
源了圓,末中哲夫編:日中実学史硏究,京都1991, 13-25頁。
[9]
幕府末期簡短的日本政治社會史請參照Gordon, Andrew (2009): The Overthrow of the
Tokugawa, New York, Oxford, chapter
4;
有關於此時期的海外留學,
石附実:
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
東京1972;
Beasley,
William G.
(1995):
Japan Encounters the Barbarian,
Japanese Travellers in America and Europe, New Haven。
[10]
有關於蘭方醫學傳入日本,
劉士永 :
西疫/醫東漸,
十七~十八世紀西洋醫學向日台周邊海域的擴張,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medical/index/program13.htm;
Bowers, John Z (1970):
Western Medical Pioneers in Feudal Japan,
Baltimore; Goodman,
Grant K.
(1986):
Japan: the Dutsch experience,
London,
Dover,
New Hampshire。
[11] Nakamura, Ellen Gardner (2005): Practical pursuits :Takano Chōei, Takahashi Keisaku,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12]對於日本明治維新時為何引進德國醫學,
是一直在歷史上的未解題。
其難解之處,
從某些角度上來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在日本境內主要的外國醫生是美國及英國或是法國醫生。只有一些德語區來的醫生。德國1971年才建國,因此他們也都是以別的國家的國民身分在日本境內,
例如有名的Franz von Siebold
是被當成荷蘭人。
(宗田一:
医学近代化と臨日外国人, 1988,
東京)。
所以日本在當時並沒有接觸所謂的德國醫學。如果有的話就是所謂德語區的醫學。另一派的學者的論點是日本學習西方醫學的學生所接觸到荷蘭文所寫的教科書事實上是從德文的教科書翻譯過來。
在明治維新後,才因此引進德國醫學。另一派的學者則是認為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決定,
因為德國在東亞沒有殖民地,
在日本學者對明治政府的建議書中,
對於英國及法國最大的反對點,
就是這兩國在東亞的帝國殖民政策。
(鹿子木敏範:
明治初年のドイツ医学の導入についてードイツ側史資料による東京大学史補遺, in:
東京大學史紀要7:
3-20, 1989)。
[13] Bowers, John Z. (1980): When the Twain Meet: The Rise of Western Medicine in
Japan, Baltimore, London。
[14]
有關於不同醫學校畢業學生比例:
日本科学史学会(編):日本科学技術史大系。
医学1,
142─143頁, 1965。
[15]林郁彦:
我国最初の洋式病院 - 長崎養生所を中心とする和蘭医学の黄金時代,
東京医事新誌、1934, 658-662頁;
Bowers, John Z (1970):
Western Medical Pioneers in Feudal Japan, Baltimore,
chapter 6, 177-201頁。此所正式成立是1861年。事實上,在1857年已開始非正式的有荷蘭醫生授課。
[16]
日本醫學生再次回學校就學的回憶錄池如田謙斎回顧録,
in:
明治天皇の侍医池田謙斎 /
さっぽろいづみ企画編集,
東京 1991,
108-143頁。明治天皇の侍医池田謙斎,
108-143頁,
東京1991(此回憶錄最初是池田在1902和醫海時報的訪談,
第一次發表在1917有他的姪子入澤達吉鑒於其喜壽將其公開發表);
大沢謙二:
灯影蟲語,
東京1979
(此回憶錄最早發表在醫海事報,
1912年);
林郁彦:
我国最初の洋式病院
-
長崎養生所を中心とする和蘭医学の黄金時代,
東京医事新誌、1934,
658-662頁;
另外可參考神谷敏郎:
幕末から明治初期における医学教育,in:
東京大学:
学問のアルケオロジー,
第一部、124-138
頁,
東京2003。
[17] Rubinger, Richard (1982): Private academies of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在幕末在日本西南方也有一些城邦,利用城邦內的考試制度,以來控制執業醫生的人數,避免同行間的激烈性競爭。
[18]
最早出自池田謙齋的回憶錄,
さっぽろいづみ1991。
125-126頁。
在林郁彦
1934, 661頁中又提到。池田謙齋的在回憶錄中提及他們在此學校受到的教育中,難得的解剖一個在長崎港死掉的蘇聯士兵的屍體。這段回憶的可信度,當然是必須進一步的考證。在本人深入的研究後,發現池田對於其在德國就學過程的回憶陳述中,有與事實不合之點。此段回憶錄在林郁彥對此學校的歷史陳述中,成為此校對實體解剖經驗渴望的表現。這種回憶式陳述本身帶有政治意味,是必須再被考證的。香西豊子的另一篇文章中,對於日本蘭醫在幕府時期的解剖經驗,提出另一觀點。香西豊子
:
解剖台と社会近代日本における身体の歴史社会学に向けて,
思想,第
947期,41-58頁,
2003年。
[19]此為當時學生關寬齋的日記中所記錄,
見林郁彦
1934, 659頁。
[20]
同上,
林郁彦1934。
[21]有關於此時期的授課情形主要是來自東京大學年報,復刻版,東京大学年報。第一巻 /
東京大学史史料研究会編: :
明治6-13年,
東京1993。
另外可以看東京大学医学部編:
東京大学医学部百年史,
東京1976;
神谷敏郎:
幕末から明治初期における医学教育in:
東京大学:
学問のアルケオロジー,
第一部、124-138頁,
東京2003,
其中森鷗外的學習記錄,
153-136頁。
[22]
東大在明治八年時的課程表見,吉良枝郎:明治期に於けるドイツ医学の受容と普及,
東京, 2010,
68頁。
[23]
有關於日本這群留學生的語文能力,除了他們本身在回憶錄中的自我認同外,在日的德國教師寄回德國的書信中也正面表示他們的書寫及聽講能力,
Emma Schultze letter to her parents
(Dr. Wegscheider),
Tōkyō, Nov. 6.
1879, in: Hesekiel,Toska (1980): Ein deutscher Chirurg und seine Frau in Japan vor 100 Jahren.
Briefe von Dr. Wilhelm Schultze und seiner Frau Emma geb.
Wegscheider an die Eltern Dr. Wegscheider in Berlin aus Japan 1878-1881, Lübeck,
174頁。
[24]如森鷗外的學習記錄所透露出, in:
神谷敏郎:
幕末から明治初期における医学教育in:
東京大学:
学問のアルケオロジー,
第一部、124-138頁,
東京2003。
[25]
復刻版, 東京大学年報。第一巻 /
東京大学史史料研究会編: :
明治6-13年,
東京1993。
另外有關於德籍教師在東大的授課及生活, Bowers, John Z. (1980):
When the Twain Meet: The Rise of Western Medicine in Japan, Baltimore, London; Vianden, Hermann H. (1985): Die Einführung der deutschen Medizin im Japan der
Meiji-Zeit, Düsseldorf。
[26]有關於此時期的醫學教育請參考學生的回憶錄,如入澤達吉:明治十年後の東大医学部回顧談,
入澤内科同窓会
(1932):
入澤先生の演説と文章,
東京,
1069-1142頁(
此演說最早發表在中外醫事雜誌,
1928)。有關於這群醫學生在東大的生活狀況,
川俣昭雄:
明治初期東京大学医学生川俣四男也ーその学生生活を中心に,
東京大学史紀要,
第23期, 1-24頁。
[27]天谷千松:
大沢謙二先生追悼会演説, in:
鐵門,
第6期, 42-45頁。
[28]如大澤謙二在其在年報中對於他在歸國後在東大上生理學時所陳述,
in:
復刻版,
東京大学年報,
第一巻 /
東京大学史史料研究会編,
東京 1993,
377頁。
[29] Rubinger, Richard (1982):
Private Academies of Tokugawa Japan,Princeton。
[30]如東大在1877年成立時,第一任醫學系總長池田謙齋在他於德國留學時所寄回家的書信中所透露出,到德國去留學,在某種程度上,是當初他到長崎及江戶遊學的延伸,都是邁向學業及事業成功必經之道。
[31]
有關於日本在江戶時代的旅遊文化,
Vaporis, Constantine Nomikos (1994):
Breaking Barriers: Travel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32]有關於日本遊記文學及日本文化關係間的研究,
Keene,Donald: Japanese Diaries, in: Japan Quarterly 32 (1): 28-34, 1985; Keene, Donald: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the Japanese at Home and
Abroad as Revealed Through Their Diaries,New
York 1995;
Fogel, Joshua A.: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Stanford 1996。
[33]有關於日本私小說日本人對於個人經驗的重視及態度得可由,大正時期發達的私小說寫作來看出。 Fowler, Edward (1988): The rhetoric of
confession: shishōsetsu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ese fiction,
Berkeley;
Hijiya-Kirschnereit,
Irmela: Selbstentblößungsrituale: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autobiographischen Gattung "Shishôsetsu"
in der modernen japanischen Literatur,it
einem Vorwot zur Neuausgabe, München 2005。
[34]參照對於福沢諭吉的介紹, David Dilworth (1969)
: Introduction. An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by David Dilworth and Umeyo Hirano),
Tōkyō,
1-2頁.
[35]
在明治維新後,
日本的貴族被明治政府號召用私費求留學,
以來幫助日本的現代化過程。
[36]
他是向當時他所在的藩的藩主借錢的。
[37]
這12人中,
有一位在留學時即已24歲的年紀死在歐洲,另外有兩位也以低於30歲的年紀,在重病歸回日本後立刻死亡。在同期留學於柏林其他藩所派遣的醫學生中,也有傳因肺病歸國或是死亡的消息。
[38]
池田謙齋在歸國後同時擔任東大醫學校的校長及軍醫監。
[39]
回顧録, in:
明治天皇の侍医池田謙斎 /
さっぽろいづみ企画編集,
東京 1991,
108-143頁.
[40] Ikeda Kensai (1875):
Über die Behandlung der Deviationen des Uterus, insbesondere der Retroflexion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
Doktor der Medizin.
[41]
以及一些非公開化的標準。
[42]
有關於德國的改革醫學,
Coleman, William und Frederic L. Holmes (ed.): The
Investigative Enterprise: Experimental
Physiology in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in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88。
[43] Flexner,
Simon and James Thomas Flexner (1966):
William Henry Welch and the Heroic Age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44]
通常是沒有薪資的研究助理。
這在當時的德國大學中是相當常見的。
甚至由大學得到薪資的教授也不多,教授通常也只是一個學術能力的認同。小金井在1883年擔任柏林大學解剖科的研究助理時又得到6個月的薪資。
[45]
在文中所引用的有關於小金井的留學狀況,
主要是得自收藏在東京大學史史料室中的小金井的手寫日記稿,
詳細請見原始資料欄.
另外,
小金井的孫子星新一發表了小金井所撰寫為期62年的日記的大約記載內容,
星新一:
祖父小金井良精の記(上下),
東京2004,
第一版1976。
[46]
Hsiu-Jane Chen
陳秀真(2010):
„Ein japanisches Tagebuch als Dokumentation
einer Krankheitstherapie – ein Aspekt im
medizinischen Wissenstransfer (A Japanese diary
as document of illness treatment – an aspect
of (intercultural) transferring medical
knowledge)“, in: Philip Osten (ed.): Patientendokumente. Krankheit in
Selbstzeugnissen (=Medizin, 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Jahrbuch des Instituts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der Robert Bosch Stiftung
herausgegeben von Robert Jütte, Beiheft 35) Stuttgart。
[47]鵜崎熊吉:
青山胤通,
東京 1930, 57頁。
[48]他們通常在日本時,已有進入研究室做研究或是在醫院中臨床治療病人的經驗,他們通常也有纂寫日文版的醫學教科書或是參與日本醫學雜誌的編輯工作。他們的這些經驗,當然是和日本醫學界當初的醫學專業化的發展腳步有很大的關聯。也就是日本醫學菁英在日本國內,試圖藉由雜誌的創辦,醫學書籍的出版,等等來供應在日本擴大的西方醫學人才的需求,也藉此擴大其影響力。身為東大醫學正科生,一方面是屬於少數菁英,東大每年畢業的政科生大約只有25名。另一方面,因此時的日文醫學教科書,大部分是翻譯編輯德語區學者的著作,此時在日本發行的醫學雜誌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報導或翻譯西方國家的最新研究結果。所以他們的德語能力,是從事這些活動必須具備的能力。
[49]
雖然在東大的德國醫學教授Baelz建議入澤達吉到Tuebingen大學去年內科,
但是入澤認為Strassburg較有名,
所以選擇到Strassburg,
入澤先生の演説と文章 / [入澤達吉著述] ;
入澤内科同窓会[編],
東京 :
入澤内科同窓会, 1932, 157頁。
[50] Reinbothe, Roswitha (2006): Deutsch als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ssprache und der Boykot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Frankfurt am Main。
這項行動雖然遭到許多抗議,
但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20年代底。
[51]德國之夜“一個由入澤達吉在1907年發起的定期的德日學者的聚會。本文見Begrüßungsrede im "Deutschen Abend", July 07,
1920, in:
入澤内科同窓会(編):
入澤先生の演説と文章,
1932年, 238-243頁。
[52]
„Telegramm
aus Tokio (Telegram from Tokyo)“,
at
1921,
April 11,
to editor of
Deutschen Medizinischen Wochenschrift。
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第
47期,452頁,
1921。
[53] 有關於這些在日本大學以德國醫學者命名的書庫, 請見德國日本研究所的網頁www.dijtokyo.org
[54]
有關於Siebold
在日本的活動,
Winau, Rolf (1992): Frühe Begegnungen deutscher Mediziner mit Japan:
Andreas Cleyer - Engelbert Kaempfer -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in:
Kraas,
Ernst and Yoshiki Hiki: 300 Jahre
deutsch-japanische Beziehungen in der Medizin,
Tōkyō, Berlin,20-27頁。
[55]
吳秀三Siebold傳記的德文版,
Kure Shūzō (1996):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Leben und Werk, München。
[56] Siebold
對於日的醫學關係的象徵意義可見之處,
一方面是德國日本研究所的命名為Siebold研究所,
請見德國日本研究所的網頁www.dijtokyo.org 。
另外在紀念的日醫學150年的交流史, Siebold
是一個重要的代表。
如這本由在德國的Siebold
協會及Siebold博物館所出的書, Mettenleiter, Andreas (2010): Japan - Siebold – Würzburg, 25
Jahre Siebold-Gesellschaft, 15 Jahre Siebold-Museum
Würzburg, Eine Aufsatzsammlung, Würz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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