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四大皆空。對於生死、衰老我們雖然有一窺究竟之心，但是塵土終歸塵土，自然而然、大道無極，倒也坦然。至於疾病，我們的感受就不一樣了。人生有何歡、死又何懼？就怕病磨。人人都對疾病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反而看不清疾病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這兩年口蹄疫、禽流感上了媒體頭版頭條，書市中也出現了一些警告傳統疫病捲土重來的書籍，可是我們還是難以想像疾病有改變歷史、顛覆國家的威力。《瘟疫與人》中譯本問世（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四月），填補了這個知識上的空白。

　大多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人與微生物的關係本來就源遠流長。生命世界中最基本的事實就是「共生」，幾乎沒有生物只要吸日月精華、養天地正氣就可以生存。人體腸道中就有許多微生物寄生，生產人體需要的養份。人體皮膚上也有一些微生物寄生，它們對人體無益，可也無害。人體若抽去了水分，剩下的重量中有十分之一是微生物。疾病可以看成生命之間沒有達成「共生」協議的結果。違反／拒絕共生原則的微生物就是病媒。

　不過人類與病媒的關係，自從新石器時代起，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農業創造了人口、社會發展的空間，文明隨之誕生。過去人類生活在遊動的小社群中，與病媒的接觸完全是機遇式的。自然界中人類病媒的分布也是分散、零星的。農耕、蓄養動物使病媒有集中發展的機會，因為許多人類疾病都是源自動物身上的微生物。人與家畜家禽的親密接觸，讓一些微生物有機會發展出寄生人體的特殊本領。於是人類疾病的現代史就開始了。

　本書作者關心的，並不只是人與微生物的關係。他指出文明的基礎也是「寄生」；文明的統治體制寄生在農民的生產力上。微生物對人體的「微寄生」與統治體制的「巨寄生」之間的互動，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是作者的主題。例如古希臘的醫生從未見過的天花、痲疹等流行病，西元二、三世紀時自中東侵入羅馬帝國的心臟地區肆虐。於是地中海地區發生了長期的人口衰退，為中世紀黑暗時代揭開了序幕。

　為什麼當年天花、痲疹會發生這麼大的歷史影響力呢？作者提出了「文明病媒庫」的概念。中東、印度、中國等古文明，由於所處的地球生態位置，都發展出了不同的文明病媒。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由於與那些病媒長期相處，大部分人都發展出或多或少的免疫力。因此病媒只能造成零星的病例。從未與那些病媒接觸的「外地人」就不同了，往往感染後就立即發病，毫無抵抗力。由於貿易、戰爭的緣故，各「病媒庫」之間也互通有無。一個地方的風土病，到了另一個地方造成殺人無數的疫情，史不絕書。歐洲人「征服」美洲就是最好的例子。據估計百分之九十五的美洲原住民死於白人帶來的天花、痲疹、感冒。

　美洲當年的慘重疫情，還發揮了另一個重要的作用：摧毀原住民對自己文化的信心。每個文化都有種種對抗疫情的宗教儀式、醫療手段，但是美洲原住民親眼見到白人不受疫情影響的事實，不由得懷疑「天佑白人」。僅此一念，就足以令人喪氣。事實上，文明由於寄生的本質，必然要擴張；文明病摧殘人的身體、打擊人的心志，正是文明擴張的利器。

　本書出版於二十二年前，在學術界仍是主要的靈感泉源。書中對於中國的論述，當然有許多不足之處。既然中譯本已經問世，學界當不至於繼續坐視國史中流行疾疫的歷史角色。

（1998年6月1日聯合報讀書人版）

人類大歷史

　今年美國普立茲獎「非小說類」得獎作品是去年出版的《槍、病媒、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1997)。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這書的書名令人一頭霧水，副題意義還稍微顯豁一點：「人類社會的命運」。事實上這是一部「人類的大歷史」，戴蒙在本書討論的問題是：為何五百年前是西班牙人渡過大洋到南美洲滅了印加帝國，而不是印加帝國的人到歐洲滅了西班牙？為何世界上有些大洲上的社群發展出了高度的「文明」、有些大洲到了二十世紀仍沈陷在「石器時代」中？

　這個問題縈繞在戴蒙心中二十五年以上。話說１９７２年他在新幾內亞從事田野生物學調查，研究鳥類的演化。當時新幾內亞即將獨立，人心思變。一天他和一位原住民領袖亞里聊天，這位巴布雅人問了戴蒙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白人製造出這麼多貨物，運到這裡來？為什麼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麼名堂？」根據戴蒙的印象，亞里的談吐、見識遠超過一般的白人，戴蒙也沒有理由相信巴布雅人的平均智能比歐洲人低。可是人類社會之間的不平等卻是個事實，這不僅是政治家必須面對的現實，也是令學者好奇的問題。對十九世紀的學者，這是因為熱帶地區的原住民「停滯」在人類生物演化的早期階段。二十世紀的人類學家講究客觀，因此迴避這個問題。

　戴蒙提出的答案是：各大洲「自然資源」（生物地理）的不平等，使人類各社會的發展在起跑線上就有了落差。這也許看來卑之無甚高論，可是他的論證不僅表現出綜合的本領，而且創造了新的視野。

　首先，戴蒙指出在人類文明史上，農業的出現是劃時代的大事。農業創造了人口與社會的發展空間，因此是文明的搖藍。可是適合農作的植物，卻不是到處都有的。中東的肥腴月彎大約在一萬年前就發明了農業，因為那兒是麥類植物的原生地。從所有的證據看來，麥作農業在人類歷史上只發明了一次。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麥作農業，無論種子、知識、技術都從肥腴月彎傳播出去的。

　可是農業傳播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一般說來，東西向的傳播比南北向的傳播容易。因為南北緯度的變換，涉及了氣候的差異。農作物必須在適當的氣候下生存。「逾淮成枳」不只是句成語，而是農業傳播的現實。所以不同的社群會因地理位置的關係，在發展農業上遭遇不同的困難。

　不僅人類賴以維生的植物資源在地球上的分布不平均，動物資源一樣不平均。例如適於人類豢養的家畜，始終只有馬、牛、羊、豬、狗這幾種。在人類歷史上，許多改變「野獸」為「家畜」的努力都失敗了。獵豹、斑馬不用說了，連大象至今都不是「家畜」。一種野獸要是沒有適合當家畜的「天性」，就當不了家畜。

　家畜資源分布不平均的情況，新、舊大陸的對比最為強烈。舊世界（歐亞大陸）是所有家畜的原產地。美洲的大型哺乳動物，在一萬三千年前冰期結束後，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滅絕，有人推測那是因為最初殖民美洲的人獵殺的結果。所以歐洲人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時候，印第安人才第一次看見馬。美洲缺少大型哺乳類家畜的一個明顯後果是：沒有發展出利用輪子的運輸工具。缺少獸力，輪車的用途似乎就不大了。

　美洲缺乏大型哺乳類家畜，產生了另一個更為嚴重的歷史後果。美洲原住民在和歐洲人接觸之後，人口銳減。主要不是因為白人的屠殺，而是他們帶來的傳染病。實行農業、畜養家畜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畜接觸成為主要的病源。例如人類的感冒就是源自豬的病毒。可是農業民族也逐漸的發展出針對這類傳染病的免疫力。而美洲原住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類病原體，因此對這些疾病全無抵抗力。據估計百分之九十五的美洲原住民死於白人帶來的天花、痲疹。

　那麼中國的歷史，從新石器時代到中國文明的建立，是否也可以從戴蒙的觀點得到啟發呢？本書第十六章專談中國，可惜太過簡略。在東亞大陸，九千年前農業就開始發展了。華北以栗米為主，華南則是以稻米和根莖類作物為主。目前的證據顯示黃河、長江流域均有這些作物的原生種。這一自然條件使得南北向傳播農業的問題消失。南北各自發展出農業文化，再互動、交融，在環太平洋區域龍蟠虎踞的中國文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成形的。

（1998年4月20日星期一聯合報讀書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