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計劃申請書
研究計劃名稱
複製疾病主體﹕「解離」或「附身」﹖
研究計劃申請人
王文基
研究緣起
當今台灣的精神醫師多根據西方精神醫學理論以精神機制運作的角度來解釋若干常見的民俗宗教現象。例如，他們在「解離」（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整個大架構之下以「心因性矇矓狀態」､「變異意識狀態」或「多重人格」來說明乩童、靈媒或被附身者自我的抽離﹐由一種認同解離到就記憶、行為模式與社會關係而言截然不同的其他認同上的行為。此種精神病理化的趨勢雖然成為目前解釋民俗與宗教行為的權威論述之一，但並未推翻其他解釋模式（生理學､人類學､宗教､民俗、心靈研究……等）。例如在台灣眾多宗教團體及其理念一直是照料正規精神醫療制度之外所謂違常主體的重要機制之一；而一些本地的精神醫師試圖以整合西方精神醫學知識與其他科學或宗教理論的方式理解上述現象。本計劃企圖研究此種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精神病理學傳統的「科學」醫學理論與實作從西方移植到台灣，並建構成一種與其他解釋模式爭奪發言權的規範性論述的過程。藉由歷史性的分析，再進一步思考該過程所可能產生的社會與文化效應。
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多重人格」此一疾病實體只有在美國大陸與世界少數接受《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ＤＳＭ）診斷系統的地區被廣泛發現的現象足以說明精神醫學論述及其疾病分類系統的歷史特殊性。藉由比較「解離論」在十九世紀末西方發展的知識與文化社會條件﹐以及該理論最初被台灣精神醫師用來解釋宗教行為的歷史脈絡﹐本研究計劃希望能夠提供一套深入思考疾病「流行」､「散播」與醫學事實被複製的方法。此種比較精神醫學史的取徑不僅只在純粹概念的層面上靜態地釐清精神醫學知識系統與宗教信仰系統間的異同。唯有經由對被醫學化的主體的個案研究，方能幫助我們理解精神醫學知識與實作確實的傳遞方式，「附身」現象如何被轉譯精神醫學知識的對象的動態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不同知識系統間的折衝對主體所產生的可能效應等相關問題。建立在精神決定論之上的精神醫學論述的傳遞不僅散播了疾病實體與疾病分類方式﹐也複製了特定種類的疾病主體。疾病分類決定了被研究主體對自我的構思，制約了他們的行為模式。以「多重人格」為例，此一精神疾病實體所預設的是與民俗宗教主體迥異的一種自主､整合､有責任的西方知識與情感主體；而它所製造是逸離這理想型式的違常主體。在精神疾病隨著疾病論述翻譯的過程中，不同自我觀的衝突與妥協不可避免地體現在主體身上。
對於「解離」作為一疾病與文化論述的研究也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另一相關的問題﹕精神分析在台灣的傳播。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自創建一世紀多以來﹐雖然在此地曾陸續造成廣泛討論與研究的課題﹐但一直並無全盤且有系統的引進。例如在過去二十年間此地至少有兩次翻譯《佛洛伊德全集》的計劃未能付諸實現。有學者以「空白的顯學」一詞來描述精神分析雖然受到熱烈討論，但卻缺乏深入研究的現象。或借用佛洛伊德的修辭，憂慮地談台灣對精神分析的「抗拒」﹕虛浮且片斷地操弄佛洛伊德成為台灣「抗拒」精神分析的特殊方式。
然而純粹深層心理學的解釋在正當化精神分析理論解釋效力的同時並不足以說明上述現象的複雜性。精神分析傳播的成功與否，不僅只涉及佛洛伊德心理學著作的全盤翻譯，或本土精神分析師的訓練。台灣是否能與國際精神分析運動接軌﹐成為精神分析地理的一部份；或精神分析運動是否真能在台灣（或世界其他地方）生根成為當地精神醫學､精神治療､心理學､甚至普遍認識自我與解釋文化､政治､社會､宗教現象的工具這一連串的問題實取決於更大的文化架構及其他變數。一如加拿大科學哲學家哈金(Ｉ﹒Ｈａｃｋｉｎｇ)指出有關「兒童虐待」的廣泛討論是七○年代「多重人格運動」得以在美國短時間內蓬勃興起的可能條件，我們可試問在此地是否有全盤或至少有系統地接受一整套精神分析思維的社會與文化架構。換言之，若著名精神醫學史家艾倫伯格（Ｈ﹒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更為宏觀的論點（西方動力精神醫學在上兩世紀中對「無意識」的高度興趣所反映的是當時西方社會整體對於龐大且漫長的社會、文化與知識傳統的深層精神反應）是可信的話﹐那麼精神分析理論或深植於「無意識」觀念的某些西方精神醫學概念系統必須要先廣泛地複製無意識現象出現的文化與精神架構之後，方能成功地將「無意識」或「解離」的概念以及「多重人格」或「解離性違常」的疾病實體移植到一般的台灣人身上，成為他們尋常認識自我的方式。在台灣本身一直便存在多種構思「自我」、「主體」的傳統與可能性的狀況下（此處以民俗宗教中的附身與起乩等行為所預設的「自我」觀為例），本計劃以精神醫學史的角度切入，思考不同文化在被研究對象身體上所發生的衝突，以及精神醫學知識與實作是否真有可能被全盤複製等相關問題。
研究回顧
傳統精神醫學史觀的最佳代表之一是十九世紀法國神經學家夏科（Ｊ–Ｍ Ｃｈａｒｃｏｔ）的醫學與藝術史著作。夏科以當時他所提出的歇斯底里的神經病理學理論來診斷中世紀女巫､宗教人物與宗教行為。同一時期南錫學派的彭罕（Ｈ﹒Ｂｅｒｎｈｅｉｍ）以他所提出的「暗示」理論來解釋薩滿與在當時盛行的奇蹟治療。他指出宗教與醫學的主要差別在於後者如今能科學地解釋治療的機制，並將以往病患不可控制的「可暗示性」加以增強運用，以對抗疾病。此類以當下精神疾病分類系統與醫學論述來重新銓釋醫學､宗教與文化史的作法遍見於大多數精神醫師與精神醫學家的著作中。例如，佛洛伊德於一九二三年從童年神經症的角度來重新詮釋一個發生在十七世紀的附魔案例。他指出案主的宗教幻想與附魔神經症病症事實上源自他對去世父親的無意識女性態度的反抗。根據精神分析理論﹐佛洛伊德認為所謂的魔鬼其實是父親替身﹐衍生自被抑制的欲力動勢。二十世紀中葉醫學史家易博格（Ｇ﹒Ｚｉｌｂｏｏｒｇ）的醫學心理學史與魏思（Ｉ﹒Ｖｅｉｔｈ）的歇斯底里史基本上延續夏科等人所代表的史觀﹐以科學醫學知識戰勝宗教愚昧主義這不可逆轉的進程來勾勒精神醫學與宗教間的對立關係。同樣地，最近的克伯崔（Ａ.Ｃｒａｂｔｒｅｅ）利用「多重人格」的模式對「附身」進行歷史與個案研究。精神分析師與女性主義者米契（Ｊ.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從個案研究出發，提出歇斯底里概念上的修正與補充。她立論基礎是歇斯底里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經驗，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與文化中以不同面貌出現。
相對於此類藉由現成理論架構將深植於特定歷史與社會脈絡的個人經驗普遍化､自然化､與醫學化的作法，若干受修正論史觀影響的精神醫學史學者提出不同的研究取徑。米凱爾（Ｍ﹒Ｍｉｃａｌｅ）質疑醫學與宗教的絕對對立。他由十九世紀末法國關於歇斯底里的醫學與宗教討論的熱烈來說明當時事實上存在若干可相互替代的精神治療文化。從對賈內（Ｐ﹒Ｊａｎｅｔ）對宗教心理學的高度興趣與其他奇蹟治療的研究﹐米凱爾指出在當時醫學與宗教不論就理論或實作的層面都是相互穿透的。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出發，哈金的研究著重於強調精神醫學的分類範疇在生產特定專業知識的同時﹐也決定了被分類者的認同､外在行為模式､與對自我的認識。他表示並無所謂純粹的經驗﹕經驗與構思之間所存在的是一種不斷修正與改變的動力關係。在最近一系列討論「多重人格」與其他精神疾病的著作中﹐哈金也強調現今「多重人格」與「解離論」的疾病範疇與理論架構如何與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對記憶的科學研究緊密相關﹐進而反思特定精神疾病得以產生的可能條件。
研究方法
運用尼采與傅科的系譜學方法﹐本計劃將討論同一時期不同的科學､精神醫學､宗教論述在特定對象身體上所留下的詮釋痕跡。對特定個案的研究將幫助我們理解互異的詮釋不僅涉及不同論述所預設的本體論､自我觀､社會與知識權威結構﹐也涉及不同製造與形構自我的技術（例如﹕談話治療､催眠､電療､藥物治療､告解､驅魔､收驚……等）。疾病身體的系譜學同時也是論述系統､自我技術､與自我的系譜學。換言之﹐研究的重點將不在於比較同一精神現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變異﹐以記錄及度量其與理想型式間的距離；而是在於分析人們如何經由由社會建制及與自我有關的知識與技術所形成的整個網絡被建構成疾病或宗教主體，以凸顯主體形成的偶然性與歷史性。
此外，比較精神醫學與民俗精神醫學等學科雖然多少能幫助我們察覺不同文化間精神疾病表徵及治療系統因不同變因（如體質､氣候､飲食､文化……等）而導致的差異﹐然而它們對於特定醫療系統固有特性的關懷事實上立基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不平衡且充滿焦慮的知識權力關係之上。在批判性地操作若干比較精神醫學的分析工具的同時，本計劃嘗試將該種研究方法翻轉地應用在解析西方精神醫學對疾病與身心關係等問題的各種前提假設之上，並進行方法論上的反思。將此種比較方法的內在邏輯更推進一步，本計劃的目的不在於區辨出地方差異以歸納出精神疾病或宗教現象的普遍性，而在於理解某現象與理論構思之間由歷史所決定的必然性。
書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3rd Ed.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0.
Bernheim,
Hippolyte. Suggestive Therapeutics: A
Treatise o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Hypnotism. Trans. Christian A. Herter.
Westport, Connecticut: Associated Booksellers, 1957.
Hacking,
Ian. “Making Up People.” In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ism: Autonomy, Individuality, and the Self in Western Thought.
Eds. Thomas C. Heller, Morton Sosna, and David E. Wellbe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2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