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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振華先生撰「中央研究院 張故副院長光直院士事略」，2001年)
二００一年一月三日，新世紀伊始，張光直先生病逝美國波士頓溫克（Vencor）醫院，噩耗傳來，門生故舊，學界同仁同聲哀悼。
先生一九三一年生於北京。祖居台灣台北板橋。祖父再興公業建築包商。父親我軍公，原名清榮，為台灣知名前輩作家，台灣新文學運動之奠基者，一九二一年負笈北京入北京師大，與母親羅文淑相戀成婚，生子四人，先生排行第二。
先生自幼資質聰敏，一九三七年考入北京最優良之師大第二附小，爾後，因成績優異，從附小、附中初中，而保送到附中高中。一九四六年先生隨母親回台投奔已於戰後先行回台之父親，並入學台北建國中學。先生童年深受父親之薰陶、熱愛讀書寫作，因讀父親所譯日人西村真次之《人類學泛論》，而對考古學和人類學產生濃厚之興趣。一九五０年，以第一志願投考入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受業於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博士，從此展開一生之考古事業。
一九五四年先生以第一名之成績畢業，受李濟先生推薦，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於一九五五年九月進入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深造，從Hallam Movius Jr.、Gordon R. Willey、Lauriston Ward和Clyde Kluckhohn 等名師研習考古學和人類學，在此優異之環境中，先生在學術上之才華更得以發揮。迄一九六０年哈佛畢業之前，先生在國內外刊物上所發表之學術論著竟達十餘篇。
一九六０年先生以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China: A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隨即受聘為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講師，次年轉任耶魯大學人類學系講師，一九六三年升任助理教授，一九六六年任副教授，一九六九年升任教授，一九七０至七三年任系主任，一九七五至七七年任耶魯大學東亞評議會主任。一九七七年，受哈佛大學禮聘返回其母校擔任人類學系教授，並於一九八一至八四年接任該系主任，一九八四年榮任John E. Hudson 考古學講座教授，一九八六至八九年任哈佛大學東亞評議會主任，一九九四年，受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聘請，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但每年仍以一半時間在哈佛大學講學，一九九六年，因身體不適，無法繼續承擔重任，改任李遠哲院長顧問。
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考古學和考古學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先後發表專書和論文近三百種，貢獻卓著，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在中國考古學方面，先生不但將現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注入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之中，更倡導以世界性的眼光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明，並企圖透過對中國文明進程的了解和發展模式的建立，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科學理論的內涵作出原創性的貢獻。
自一九八０年代以來，先生所發表之一系列論文即在闡明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在形成程序上之差異。先生將人類的文明分為「連續性的文明」和「破裂性的文明」；在世界的文明中，中國文明和馬雅文明是屬於前者，而蘇米文明則屬於後者。先生指出，人類文明之產生皆以財富之累積和集中為特徵，然而中國文明與馬雅文明係通過政治程序而產生，與主要通過技術和貿易程序所形成的西方文明迥然不同。此一發現，非但提供世界文明史研究一個全新之觀點，更重要者，先生對社會科學研究者所提出之忠告：「任何有一般適用性的社會科學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過的。」
先生之考古學研究，並非全以中國大陸為範疇，台灣與東南亞之史前文化亦係長期關注之焦點。早於一九六四年，先生即在台灣進行「台灣史前史研究計畫」，主持發掘鳳鼻頭和大坌坑遺址，以最新之考古資料，將台灣史前史作了初步之整合。一九六九年所出版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一書，首次以英文將台灣之考古學研究有系統地介紹給西方學者。一九七二年，先生回台灣主持「台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積極推動人文與自然科學之科際整合研究，對以後台灣人類學和考古學之研究和發展產生深遠之影響。
先生在世界考古學界之地位，還來自於對考古學理論之貢獻。早在一九五八年，即以‘Study of the Neolithic social-grouping examples from the New World’一文在美洲方才興起之考古學聚落型態研究中嶄露頭角。該文首先提出村落中分割之房屋布局與社會組織中分割之世系群相關之論點，促進了爾後在考古學聚落型態研究中有關聚落布局和居住型式之研究。此外，在一九五0到六0年代，美國考古學理論大轉變之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之論辯角色，強調文化史和文化過程之研究乃一幣之兩面，彼此原為一體，需要互補結合，方能有其價值。對當時激進之「過程考古學派」提出諍言。
雖然長期居住美國，但先生時刻關懷國內學術之發展。除不斷為相關學術單位提供諮詢和協助，更經常回國參加學術會議或主持研究計畫。近十餘年來，有鑑於國內經濟開發之快速，為積極保存逐漸消失之台灣田野史料，並擴展台灣史研究之視野，提昇研究之水平，先生於一九八六年返國籌劃「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並於一九八八年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積極進行台灣田野史料之蒐羅、保存和研究，並培養台灣史研究之人才。該研究室前後運作將近六年，成效卓著，為爾後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之成立奠定重要之基礎。一九九四年至九六年，先生任職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期間，更積極推動台灣人文社會學術之整合研究和國際化，並以將台灣發展為世界漢學研究之中心為目標。
先生教學認真，在美國培育學生無數，其中不乏當前已是國際聞名之考古學者。然而，對國內人文學術人才之培育，亦不遺餘力。除熱心協助國內學子前往美國攻讀學位或短期進修之外，也藉研究計畫或短期講學，返國指導國內學生。
先生在學術上之傑出成就和貢獻，歷獲多種榮譽，舉其要者，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七四）、美國科學院院士（一九七九）、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一九八0）、山東大學榮譽教授（一九八四）、賓州大學博物館Lucy Wharton Drexel考古學獎章（一九八七）、吉林大學榮譽教授（一九八七）、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一九九六）和美國亞洲學會終身傑出成就獎（一九九六）等。
先生雖然在學術上有著崇高之地位，但是心胸廣闊、不失其天真爛漫。與人相交，謹守誠信、謙和有禮，教導學生，嚴格認真，鼓勵提攜。生活簡單純樸、無不良嗜好。閒暇之時，喜逛小攤、吃小館，亦好親自掌廚。識者均感受其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之風範，常以KC稱之，以示親密。
夫人李卉女士，與先生相識於台灣大學，時為歷史系高材生。一九五六年赴美，就讀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五七年與先生結褵。生子女各一。子伯賡，女名仲琪，皆學業有成，目前分別在波士頓和加州任職。先生與夫人鶼鰈情深，夫人曾因關節病痛，影響活動，先生公餘返家，協助操持家務，無所怨言。
令人稱羨之成就乃辛苦努力之果實，先生為學術辛勤奮鬥數十年，逐漸影響身體之健康。大約十年前，不幸罹患帕金森氏症，影響日常之行動。然先生以堅強之勇氣與病魔搏鬥，並堅守學術崗位，念念不忘考古。一九九三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合作，展開河南商邱之考古工作，其目的在找尋先商和早商之文明和城市。經過七年努力，終於在深埋之地層中發現了東周之宋城，眼見商代遺存呼之欲出，惜先生之病體已更為惡化，無法再踏入田野。近一年來，先生因併發肺炎，數度送醫治療，終因機能衰竭，病情轉劇，而告不治。
綜觀先生一生，志在探究人類之原始和文明，無日不為考古和人文學術之進步和發展而費心盡力。即使在病入膏肓之際，仍掛記國內學術之發展和尚待完成之研究課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先生之寫照。先生雖已安息，但是他的智慧與能力、他的敬業與執著、他的胸懷與風範，以及他對人們之友愛和對國內學子之關懷與協助，將長存大家心中。
受業 臧振華 恭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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