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儒家思想研究
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時期，在這個學術思想高度發展，諸子並起，百家爭鳴的時代，卻是「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那麼學術究竟要如何傳播，如何承繼？這是我一直關心的議題。當年由於材料較少，因此只能先從古璽文字入手，撰寫《先秦古璽印文字研究》，之後才能全面展開探討戰國文字「詭譎多變，不合於六書」的原因，以「戰國文字研究」為題，撰寫系列論文。除整理出戰國文字的規律條例，也提出修正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修訂王國維對《史籀篇》時代看法等意見，這些理論已持續被新出資料所證實。
近年來由於大量戰國簡牘不斷問世，其中包括不少佚書，以及許多前所未見的史料，更豐富了戰國文化研究的內涵。藉由這些新發現、新材料，重新檢視先秦典章制度與學術思想、具體研究戰國手寫字體，及探究經典文本傳抄與傳播過程等議題，都是我目前的研究重點。
撰寫〈楚簡文字綜論〉、〈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研究—兼論戰國文字的國別問題〉、〈釋吝—兼論楚簡的用字特徵〉等文，以驗證或補充之前所建立戰國文字規律與書寫特徵理論；〈從包山楚簡紀年材料論楚曆〉、〈上博楚竹書《昔者君老》新釋〉，是利用新史料以探討楚曆和先秦君喪禮儀制度；〈郭店竹簡編序復原研究〉、〈釋「匱」—兼及《內禮》新釋與重編〉、〈重編郭店楚簡《六德》〉，以檢視簡牘編連問題與簡牘文書制度；〈上博館藏簡互證三則〉、〈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則是透過簡文與傳世文獻的互徵，討論儒家經典形成，和經典詮釋方法等問題。
此外，我也始終關心秦統一文字後漢字的發展與演變，如從兩漢美術字體比較其與先秦鳥蟲書、繆篆體的承襲關係；璽印文字形制、兩漢鏡銘和簡牘內容，是我用來探索漢代文字與文化的材料；長期與本所簡牘小組合作，利用新科技重新整理本所珍藏居延漢簡，是希望能更精確而妥善地長久保存原簡狀態，使能與新出簡帛資料相互配合，以提升簡牘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